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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亦平|論孫叔平先生對道家哲學研究的推進
發(fā)表時間:2023-09-07 20:56:27    作者:孫亦平    來源:

論孫叔平先生對道家哲學研究的推進

作者:孫亦平


        孫叔平先生是我國著名哲學家,其所著《中國哲學史稿》在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正在起步、中國學術剛剛復蘇之時,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上下卷出版后,在當時學術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該書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理論指導,以時代為經,以人物為緯,對中國歷史上的哲學流派,尤其是從先秦孔子、老子到20世紀的李大釗等近百位中國哲學家進行系統(tǒng)全面的研究,其中不僅給予老子、莊子的哲學思想以高度評價,對道家哲學的歷史發(fā)展作了系統(tǒng)梳理,而且還指出了道教對宋代道學興起的影響。孫叔平先生在寫作過程中,重視學問與生活、學術與生命的打通。該書在改革開放之初,推進了中國哲學乃至道家哲學研究的展開,今天讀來,其中的一些學術意識和思想火花仍然發(fā)人深思。

《中國哲學史稿》首先確立道家對中國哲學具有的開創(chuàng)之功。春秋戰(zhàn)國,諸子蜂起,出現(xiàn)了儒、道、墨、名、法、陰陽、縱橫、農、雜等不同的學術流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孔子提倡的以“仁”為核心的儒家學說和老子以“道”為核心的道家學說。道家出現(xiàn)于諸子百家爭鳴的文化大潮中,因年代久遠,資料匱乏,《史記》中有關老子的真?zhèn)巍ⅰ兜赖陆洝返淖髡?、版本和思想等問題一直處于不斷的爭議中,吸引著一代代人的目光,也成為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問題。孫叔平先生指出:“老子是何人、何時人,有不同的看法;《道德經》何時成書,也有爭論。這兩點都需要繼續(xù)考證。不過,《道德經》五千言的存在則是事實。在莊子著書以前已經有了影響,所以為他所引用,該是道家的第一部經典,正像《論語》是儒家的第一部經典,《墨經》是墨家的第一部經典一樣?!兜赖陆洝凡皇且槐倦s湊的語錄,而是一本有完整體系的哲理詩。”1《道德經》反映了春秋時代的現(xiàn)實。

正是以此為指導,孫叔平先生將諸子百家中的孔子和老子相提并論,使人能夠更好地通過比較而了解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哲學的獨特性。他認為,老子思想雖然以“道德”為宗綱,但是與儒家不同的是,“道德”二字,在儒家那里,是政治范疇,談的是善惡問題;在道家那里則是宇宙觀范疇,談的是世界本原問題。如果說,孔子比較擅長于以道德為標準來處理各種人倫關系,那么,老子則比較傾向于用理智的方法來面對這個世界,揭示世界的本原和宇宙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它們互相補充,共同促進了中國哲學的發(fā)展,這大概也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將孔子和老子并列作為東方文明的代表來建立他的文明“軸心時代”理論的依據(jù)吧。

凡是比較深邃的思想家,無不努力去“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提出自己的貫通天人、古今的見解,從而也就接觸到了今天我們所謂哲學問題。哲學史的研究任務,既要通過對一個個哲學家思想的分析,來把握哲學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也要找出沿革變遷的原因,還要“力求主觀與客觀統(tǒng)一,合乎作者本人及其所處的時代的實際”2地進行是非得失的價值評判,把各家學說所產生的效果和局限揭示出來。孫叔平先生對道家哲學的研究正是循此思路而展開。

對于世界本原問題的探究是促成哲學形成的一種原動力。孫叔平先生認為,世界本原問題意在探討何為萬物的本原,宇宙萬物是如何從本原演化而來的,它能夠生生不息的依據(jù)是什么?對于世界本原問題,其實孔子、墨子都沒有形成系統(tǒng)的看法,但老子卻超越突破了三代以來的原始文化限制而提出了系統(tǒng)的見解?!兜赖陆洝冯m然猶如一首哲理詩,但卻用詩的形式建立起一個比較完整的哲學體系,其中不僅涉及世界本原等哲學問題,也是關切到終極關懷的信仰問題。孫叔平先生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展現(xiàn)老子哲學的特色:第一,老子之“道”本質上是無始無終、無名無象和獨立自存的世界理性、絕對觀念或精神,但卻以“天下萬物有道”的方式成為宇宙萬物的生化之源與存在之本。第二,老子通過“道”的有無之性來展現(xiàn)其宇宙創(chuàng)化功能。“道”雖然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不可言說,但它通過“氣”在“周行不殆”的運行中化生了天地萬物,由此表達了對“道”在與不在的辯證認識。第三,老子思想中最核心的概念是“道”與“德”。“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3道化生萬物,德畜養(yǎng)萬物,萬物一經生成,就以形生形,各有自己的由成至毀、由生至死的發(fā)展趨勢,故老子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4。體現(xiàn)出一種玄妙而又玄妙、無為而無不為的自然精神。第四,老子經歷了人世滄桑,提出遵循“無為”、“無事”和“無欲”之“道”的社會觀,走出了與儒、墨兩家不同的治國理路。孫叔平先生將老子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期望能夠對宇宙自然、社會政治和人生問題進行概括總結的哲學家,強調了老子之“道”所內含的自然無為和陰陽和諧思想在歷史上對中國社會和人生的重要意義,可惜這一思想火花在當時的學術環(huán)境下未能展開論述。


研究哲學史的第一要務在于將古今哲學思想的發(fā)展線索呈現(xiàn)出來,孫叔平先生十分重視研究哲學家之間的思想傳承與觀念揚棄,由此來展示中國哲學的發(fā)展大勢。就道家哲學的發(fā)展來說,孫叔平先生認為,老子提出的“自然無為”之“道”在戰(zhàn)國時期動蕩年代里,因得到眾多有識之士的擁護與踐行而獲得新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莊子之學、稷下之學和黃老之學。如果說,莊子之學張揚了老子之道中對自由與獨立精神的追求,稷下之學推動了老子之道向學術化和貴族化的方向發(fā)展,那么,南方楚文化的老子學說與北方中原文化的黃帝崇拜相結合形成的戰(zhàn)國中后期黃老之學,則促進了老子之道在治國與養(yǎng)生兩個方面的發(fā)展。對老子思想加以繼承并有較大超越和突破的是生活于戰(zhàn)國中期,后被譽為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文學家的莊子。孫叔平先生將老、莊進行了比較性研究,以說明莊子學說如何對老子學說既有所繼承,更有所發(fā)展。

從宇宙本原論看,以“道”為本根雖是老莊之學的共同旨趣,但莊子在老子道論的基礎上,又對“道”的“先天生地”存在作了哲學陳述。“道”雖然不能為人的感官所感知,但它“自古以固存”,先于一切事物存在,是有與無的統(tǒng)一,宇宙萬物、人的生命乃至天下國家,都是“道”的大化流行的結果。孫叔平先生指出,物“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的觀點,是莊子哲學的一個貢獻,提升了本根之“道”的動態(tài)性、超越性與遍在性,豐富了道家哲學的內容。

從宇宙本體論看,老子提出的“道”通過陰陽二氣的運動來化生萬物,道“周行而不殆”、“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等思想中雖已含有“道無所不在”的意義,但并沒有直接指明“道”如何“無所不在”。然而,在《莊子·知北游》中,通過東郭子提問“所謂道,惡乎在?”莊子通過舉例回答,進一步強化了“道”生于天地萬物之前,既是超越時空的無限本體,又無所不包,無所不在,表現(xiàn)在一切事物之中,不僅對老子關于事物之間相反相成和事物運動返本復初的辯證認識作了發(fā)展,而且在此基礎上,又從相對主義的角度,建立起以“齊物”為核心的認識論和平等觀。孫叔平先生認為“道無所不在”的思想中所表達的萬物平等的觀念,為后來道家與道教關注現(xiàn)實的感性生命和具體事物的存在依據(jù)提供了理論說明。這一觀點在今天已得到學術界比較廣泛的認同。

從宇宙生化論看,孫叔平先生認為,莊子的“通天下一氣耳”的觀點是一大貢獻。莊子通過“援氣入道”,又用一種經驗性的方法來證明老子之“道”是“無在而無所不在”的,這不僅為無形之“道”生成有形萬物提供了一種理論說明,更為人如何順道而養(yǎng)生提供了思路與方法。5孫叔平先生對莊子的研究為認識道家養(yǎng)生論及道教修仙學提供了思路。

孫叔平先生指出,與老子不同的是,莊子要求摒棄人性中那些“偽”的雜質,以本真之心仿天道行事,順應自然地與天地相溝通,這就是他所謂的“德”。如果說,老子的宇宙生化論更多表現(xiàn)在對“道”的本原的論述中,那么,莊子則凸顯了對個體生命的本真狀態(tài)的探尋。莊子學說以生命為關注對象,用心來調節(jié)生命、運轉生命和安頓生命,無論是《齊物論》,還是《逍遙游》,都以一種生命學問契入人的心靈世界之中。

在孫叔平先生看來,莊子生活于社會矛盾極其復雜的亂世中,有點悲觀厭世,他之所以描繪那些“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6的“真人”,是希望能夠有一種更理想的生活。“莊子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作一個‘忘物忘己’、‘不知悅生’、‘不知惡死’、‘翛然而來’、‘翛然而往’的‘至貴’的‘真人’。”7莊子所表達的對理想人格的追求,是以心靈自由和逍遙境界為歸宿的,這也是他后來受到魏晉玄學的重視,又被道教奉為“南華真人”的重要原因。


孫叔平先生認為,道家哲學在漢初得到多向度的發(fā)展。賈誼的道術論是企圖突破道、儒兩家的藩籬,通過“究天人之際”來探索世界本原,建立一個世界觀的努力。8《淮南子》受老子影響,提出“道始于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后定”9,以一氣分為陰陽,判為天地來形容無形之氣分為天地、化生萬物,是一個無為而為的過程10,以明確的氣一元論揭示了自然現(xiàn)象、社會生活和認識的辯證過程。孫叔平先生認為,《淮南子》借用《莊子》的說法,把宇宙發(fā)展過程由近及遠分為“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三個時期,在堅持先秦時代已有的“天人相分”的基礎上,又以不同的觀念來描摹宇宙的發(fā)展變化過程,深化了道家哲學。

孫叔平先生在“文革”后期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特別關注黃老道家哲學在漢初被統(tǒng)治者運用到社會治理中所產生的影響。他認為,黃老道家上承先秦道家,又雜采陰陽、儒、墨、名、法諸家之要旨所提出的“清靜無為”思想,被當做一種政治方略而得到推行,不僅在百廢待興的漢初社會政治生活中發(fā)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而且也推動了道家學說的新發(fā)展。黃老道家的興盛與漢初的“文景之治”相映成趣,為社會繁榮奠定了政治經濟基礎。但不久之后,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當制度化的儒家經學大行其道時,黃老道家逐漸退出了政治舞臺,并向注重個體避世修身以求成仙的黃老道演化。孫叔平先生通過學理上的分析,展現(xiàn)了道家思想的工具化傾向,由此說明漢初思想從表面上看有一個“尚黃老之術”到“獨尊儒術”的過程,但實際上“黃老之術”與“刑名之術”是分不開的,“內法外道”才是這一時期的統(tǒng)治思想的實質11,以此來說明道、儒、法思想在漢代消長變化是哲學家及統(tǒng)治者共同面對社會問題所做出的回應,這種思想上的回應是推動中國哲學發(fā)展的精神動力。

孫叔平將魏晉玄學看做道家哲學發(fā)展的新階段。魏晉玄學之新就在于融會儒道,它表面上尊奉儒家思想,但當為統(tǒng)治者樹立政權合理性并用作治國之方的儒家名教在現(xiàn)實中日益世俗化,成為束縛人性的一種“偽飾”時,玄學家通過注釋“三玄”———《周易》《老子》《莊子》,援道入儒,圍繞名教與自然等問題,通過有無、本末、言意之辨等,以“道”的自然性來重樹名教的超越性和神圣性,這就在客觀上提升了老莊思想的地位,推進了道家哲學的發(fā)展。孫叔平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哲學發(fā)展的大勢”中具體研究了玄學百余年的發(fā)展過程:玄風初振始于正始名士何晏、王弼。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正始之音把老莊的無形之道進一步發(fā)展為虛無之道,提出以無為本、以有為末的貴無論。以嵇康、阮籍為典范的“竹林風度”在于批判儒家的名教。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號揭示了名教與自然的矛盾。以裴頠為首的元康之學則主張“道”是有,天地萬物都是自有生有,故倡導“崇有論”。12最后,郭象提出了“萬物獨化于玄冥之境”的“獨化論”,通過“有無之辯”試圖在理論上解決玄學的名教與自然的關系,從根本上將儒道調和起來,強調順天安命13。孫叔平認為,玄學是道家作為學術派別在中國思想文化中留存的最后一個形態(tài),此后,作為一個獨立學派的道家雖不再存在,但道家哲學的影響卻不容忽視。這些觀點都對道家哲學的研究具有推進意義。

孫叔平先生對道家哲學研究的推進還表現(xiàn)在,第一,在當時中國哲學界尚沒有特別關注道教哲學,更沒有開始系統(tǒng)進行道教哲學研究時,孫叔平先生已將道士葛洪列入哲學家范疇立專章進行研究,認為葛洪哲學延續(xù)著老子哲學而來,但又將之進一步宗教化:“老子的學說是哲學,不是宗教,葛洪卻把道家的學說徹底宗教化了。”14老子的“玄”在葛洪筆下,變成“涵乾括坤”、“其貴無偶”的“神”。老子也變身為道教的教主,葛洪的道教是“金丹道教”,他所教的是煉丹修仙。15從孫叔平先生對葛洪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道教在魏晉時期通過不斷地去除民間化、粗俗化和異端化而走到了中國文化的前臺。宗教性的道教和學術性的玄學在魏晉時期構成了道家的兩條不同的發(fā)展方向,但因時代局限,他沒有對此進一步展開研究。

第二,孫叔平先生已注意到道教對宋明理學的影響,并對陳摶思想如何影響到宋代道學的興起做出具體說明:“道教的理論,經過唐末道士陳摶,在宋初有了發(fā)展。陳摶繼承了道教的傳統(tǒng)理論,又和傳統(tǒng)的陰陽五行說的神秘部分相附會,制定了所謂《無極圖》和《先天圖》……陳摶制造了這些圖,并把《無極圖》刻在華山石壁上。這些實際上是他的無字天書。這些圖由陳摶傳給種放,種放傳給穆修,穆修把《先天圖》傳給李之才,李之才傳給邵雍,邵雍又把《無極圖》傳給周敦頤,邵、周兩家對圖各自進行了改制。邵雍寫了《皇極經世》,解釋了所謂‘先天學’,周敦頤寫了《太極圖說解》,解釋了所謂‘無極而太極’。至此,無字天書就成了有字天書。這些無字和有字天書,被道學家或明或暗地繼承下來,構成了宋代道學的部分理論基礎。”16這種影響之所以在二程處不顯,是因為周敦頤引用道家理論太明顯了,二程不好意思承認他是老師,所以不談什么《太極圖》,也不談什么“無極而太極”,但他們開始提出“理與氣”、“道與器”的關系問題,奠定了宋代道學的理論基礎。17孫叔平先生不僅揭示出陳摶道教思想對宋代道學起源的影響,而且也說明了為什么這種影響在二程等人處并不明顯的原因,這一觀點后被學界普遍接受。陳鼓應先生曾多次提到,他在構思“道家主干說”18時,孫老《中國哲學史稿》中的這一觀點給了他啟發(fā),也促使他繼續(xù)關注道家哲學在宋明理學中的影響19。

今天,只有當我們重新回視到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原點時,才能通過縱向比較更好地把握道家哲學研究的新特色。正如馬克思所說:“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所以必然會出現(xiàn)這樣的時代:那時哲學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xiàn)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xiàn)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那時,哲學對于其他的一定體系來說,不再是一定的體系,而正在變成世界的一般哲學,即變成當代世界的哲學。各種外部表現(xiàn)證明哲學已獲得了這樣的意義:它是文明的活的靈魂,哲學已成為世界的哲學,而世界也成為哲學的世界。”20《中國哲學史稿》寫作于“文革”后期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代,因此,它有揮之不去的時代特征,但是,能夠在那樣一個學術蕭條的年代,既從微觀的角度對中國近百個哲學家進行個案研究,又從宏觀上來把握歷代哲學家所建構的“時代精神的精華”,由此來展示不同時代哲學家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創(chuàng)造,這為后來南京大學匡亞明校長主編200部《中國思想家評傳》的寫作奠定了思路和方法。

《中國哲學史稿》通過對道家人物的研究,特別揭示老子《道德經》雖然只有五千言,但其內容涉及自然、社會、人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建構起一個以“道”為本的博大精深、玄奧無比的思想理論體系,由此展示了共處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一動蕩社會環(huán)境中,道家這一群體與諸子百家的不同之處在于,它為文化人提供了更多哲學智慧和生活選項,展現(xiàn)了道家對中國哲學史發(fā)展的影響。借用牟宗三先生之言:“觀念的說明,理智的活動,高度的清明圓融的玄思,亦從他們那里開出。”21后來《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進一步拓展思路,不僅列入了老子、莊子、列子等道家人物,還列入了一系列道教思想家,如葛洪、陶弘景、孫思邈、成玄英、杜光庭、王嚞、丘處機等,從人物研究的角度將道教納入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中。

《中國哲學史稿》作為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哲學研究復蘇期出版的作品,雖然作者名之為“稿”,將之視為一部過渡性作品,但在當時實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哲學史研究猶如一種詮釋學,它需要通過后代不斷地對前代的回顧來呈現(xiàn),而且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時代問題和詮釋方式,這又為推進哲學的發(fā)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理論動力。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學術界有了一個相對寬松穩(wěn)定的研究環(huán)境,隨著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會,無論是認識深度與廣度還是研究資料的搜集和研究方法的運用都有了很大發(fā)展,促進著中國哲學史研究由過去那種傾向于宏觀敘事轉向具體實證的微觀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真可謂浩若煙海。道家哲學研究也因新資料、新文獻、新方法和新范式的不斷涌現(xiàn)而呈現(xiàn)出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氣象。展望未來,為推動道家哲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我們還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高而走得更遠,這大概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了。



注釋:

1、2、5、7、8、10、11、12、13、14、15.

孫叔平:《中國哲學史稿》(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8、4、140、147、253、267、228、385、434、492、494頁。

3.《老子》第五十一章。

4.《老子》第二十一章。

6.《莊子·大宗師》。

9.《淮南子·天文訓》。

16、17.孫叔平:《中國哲學史稿》(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3、14頁。

18.陳鼓應:《論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主干地位——兼論道、儒、墨、法多元互補》,《哲學研究》1990年第1期。

19.陳鼓應:《論周敦頤〈太極圖說〉的道家學脈關系——兼論濂溪的道家生活情趣》,《哲學研究》2012年第2期。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頁。

21.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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