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的新儒學：郭齊勇先生的儒學觀
發表時間：2023-02-06 17:43:38 作者：高一品 丁四新 來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郭齊勇先生
郭齊勇先生是當代著名中國哲學史家、儒學史家和新儒家之一，他是當代中國哲學界和儒學界的一面旗幟。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上，他最突出的貢獻是主編了十卷本《中國哲學通史》，親自撰寫了《先秦卷》，并在中國哲學史的書寫觀念上取得了較大突破（丁四新、馮鵬：《主體性的彰顯：中國哲學史的新書寫》；丁四新、高一品：《主體性的重光：論郭齊勇中國哲學史的書寫觀念》）。郭先生對現當代儒學作了全面研究，著作豐厚，其中熊（十力）牟（宗三）一系是其研究重點。他非常關心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儒學的獨特性與普遍性，以及現代儒學的生成、演繹、轉變及其派系等問題。郭先生在研究和敘述中國哲學史、現代新儒學及相關問題的過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儒學觀，形成了自己的新儒學思想。在當代中國的歷史背景下，他始終強調和肯定中國文化、儒學文化和中國哲學的特質及其主體性。在我們看來，郭先生的新儒家思想建構和敘述始終遵循兩個重要原則：其一，堅持儒學文化的主體性；其二，堅持開放的多元文化的共同發展。其目的是實現傳統儒學的現代轉型。他的儒學觀和儒學思想既彰顯了儒學文化的獨特價值，又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不足，作了一定程度的推進。
基于對現代新儒學思潮的梳理和論述，郭齊勇先生形成了開放的儒學觀。其開放的儒學觀包括如下三個基本要點：反思現代化，強調中國文化的主體性，肯定儒學的深層價值及其現代意義。郭先生認為，現代新儒學的理論貢獻在于“跳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二元對峙的模式來反省現代性”（郭齊勇：《儒學與現代化的新探討》），進行文明對話，思考儒學價值與環境倫理、現代民主政治、宗教的關系問題，繼承儒家文化的精華以克制當代弊病。簡言之，郭先生的儒學觀在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的背景下，始終圍繞儒學文化的主體性及會通、整合中西文化來展開。
在對“五四”前后與抗戰時期的新儒學進行研究后，郭齊勇先生確立了其自身的新儒學思想原則，即堅持儒學文化的主體性。梁漱溟雖然強調要以中國文化為本位，但是他只是將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作為“將來自然達到的結果”（郭齊勇、龔建平：《梁漱溟哲學思想》），而不是作為文化研究的方法與原則；郭齊勇先生則與此不同，他在繼承文化本位說的基礎上將“主體性”作為未來儒學發展的根本原則。熊十力與張君勱也強調重建與保持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不過，郭先生雖然突顯和強調儒學文化的主體性，但是并不主張完全因襲故舊、照搬照抄、不做改動，他主張今人應當在辯證分析的基礎上對傳統儒學中的某些因素進行革新和改造。而對于應如何革新和改造的問題，郭先生從其對抗戰時期新儒學的研究中得到啟發。如馮友蘭對中國哲學范疇的詮釋是一種抽象研究，脫離了時代與民族背景；而與此相對，郭齊勇先生認為，對儒學文化內容的分析和解釋，始終要將其置放于相應的時代和社會背景之下，不能脫離時代與社會背景進行抽象的分析和繼承。他說：“在我看來，任何人總是生活在既存的、不容選擇的、一定時代、一定人類群體的具體社會環境……任何人都不能脫離他所處的客觀的文化背景、條件或環境。”（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這是郭先生新儒學觀的一個要點。
臺港新儒學同樣強調儒學文化的主體性。例如，唐君毅先生即強調儒學文化作為主體的超越性與主宰性；但是郭先生與他的看法不同，他認為唐先生對于客觀現實的關注不足，而客觀現實才是儒學文化自主性產生的基礎與根源。牟宗三先生更側重于對儒學文化作為主體之自覺性的強調，而這種自覺性的表現方式是自覺吸收西方文化，其最終目的是實現儒學文化的現代化。很顯然，郭先生的主張也與牟宗三的看法不同。
在批判性地繼承現代新儒家學者相關看法的基礎上，郭齊勇先生形成了自己關于儒學文化之主體性的看法，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儒學文化的主體性體現為儒學文化的特殊性。儒學文化產生于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我們不能只對儒學文化中的概念、范疇進行抽象的分析和研究。同時，儒學文化的特殊性并不意味著它不具有普遍價值。我們應當突顯儒學文化的特殊價值，例如道德性內容等。第二，儒學文化的主體性體現為自覺性。儒學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面臨著如何將傳統文化轉化為現代文化的問題。但是，這種轉化不應該是被動的，而應該具有自主性與自覺性。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我們只有堅持文化的自覺性與自主性，才能保持文化的特殊性。第三，儒學文化的主體性體現為獨立性。所謂獨立性，即保持自身的特殊性，不依附于西方文化體系，不以西方文化為標準。儒學文化雖然不能脫離其所產生的歷史背景，但是這不意味著它不存在現代生命力。
總之，郭齊勇先生所說的儒學文化主體性，包括特殊性、自覺性、自主性和獨立性等內容。需要指出，郭先生對儒學文化之主體性的強調不是封閉的、狹隘的，而是開放的?；蛘哒f，郭先生所說的儒學文化的主體性，突破了一元文化觀，而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同發展的有機互動的新文化觀。
梁漱溟開啟了援引西學入儒學的文化現代化路徑。此后，如何實現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即成為現代新儒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關于抗戰時期的新儒學思想，郭齊勇先生認為，馮友蘭先生將現代化等同于西化，將中西之分等同于古今之異（郭齊勇：《文化學概論》），由此中國文化、儒家文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即脫離了其所產生的具體背景，這使得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無法突顯。與此相對，郭齊勇先生認同賀麟先生將西方文化的中國化與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置于同等地位的觀點（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不過，他同時指出，相對來說，賀麟先生忽視了中國文化的多元化。在郭先生看來，方東美的儒學文化觀即彌補了此一缺陷，方先生的比較文化觀強調文化的多元性，這不僅包括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比較，而且包括中國文化自身內部的比較，即儒家、道家、佛學等多元文化的比較。（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由此，郭齊勇先生在對新儒家的儒學文化觀的比較和批評中形成了其自身的儒學觀，即堅持多元文化共同發展的開放的儒學觀。
《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書影
郭齊勇先生的儒學文化觀所強調的多元文化，不僅指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也包括中國文化內部的多元文化。中國文化有其自身的豐富性，儒學文化具有包容性，而儒學文化的包容性可以寬容和融會中國文化自身內部的多元性和外來文化的多元性。實際上，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和民族文化的復興不能僅僅依靠儒學文化。那么，在肯定文化多元共存的基礎上，如何實現多元文化間的交流互動呢？對于此一問題，郭先生的回答深受港臺新儒學與海外新儒學的影響。他指出，唐君毅強調了中西文化相融合的可能性，并且認為中國文化的超越特性能夠彌補現代化的弊病。（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牟宗三則主張，在對中國文化展開自覺反省的前提下，人們應當積極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以彌補儒家文化的不足。牟宗三對多元文化的認識不是停留在相互比較的層面，而是以儒學的現代化為目的。（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杜維明認為儒學文化有其弊端，又認為西方文化不能代表現代文化。（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由此，郭先生認為，不論是儒學文化還是現代西方文化，均有其自身的不足，只有將儒學文化與其他先進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補充，儒學文化和其他文化才能相輔相成、共同發展。他認為，杜維明主張多元文化互動的目的不是實現文化的一體化，也不是陷入文化多元主義。杜先生強調在多元互動的過程中突顯某些文化的普遍性價值。（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成中英先生特別強調融攝中西，強調知識與價值的相整合。（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郭先生贊同成中英先生的此一看法，他還特別注意到成先生將知識與價值相整合的邏輯順序。
由此，郭先生充分認識到，海外新儒家對多元文化互動的實現方式不是一種簡單的比較、累加或拼接；“融攝”與“整合”的實現始終要依據某種內在邏輯秩序，而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動應當以儒學文化為主體，形成多層次的有機體系。由此，郭齊勇先生形成了自己以儒學文化主體性為基礎的多元互動的文化觀。按照郭先生的理解，多元文化互動交流的目標不是突顯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比較研究只是一種手段，其最終目的仍在于實現儒學文化的現代化。那么，儒學文化的現代化如何才能實現呢？郭先生給出的基本路徑是，在多元文化比較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儒學文化自身的特性，將傳統儒學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轉化，由此在實現多元文化共同發展的同時，彰顯儒學文化自身的生命力與現代意義?？傊?，郭先生主張，今人應當以開放的心態面對儒學文化在多元文化互動交流中所進行的文化整合，并實現儒學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我們只有這樣，才能保留儒學文化的民族特性，又能以儒學文化彌補現代性弊病。
郭齊勇先生將其本人的儒學思想稱為“開放的新儒學”。所謂“開放的新儒學”，即主張儒學與馬克思主義、西方學術、諸子百家之學的相互擁抱、互補兼容。（郭齊勇：《中國儒學之精神》）而且，它拒斥中西兩極對立和體用割裂的思維方式。
郭先生既反對“徹底重建”的所謂“儒學復興”論，也反對“西體中用”或“中體西用”等模式。他認為，未來文化的發展既不是以中國文化消化西方文化，也不是以西方文化為主體，“很可能是中西文化不分主從地，更加廣泛和深入地相互滲透、補充、綜合”（郭齊勇：《中華人文精神的重建：以中國哲學為中心的思考》）。不過，他同時又說：“東方與西方間的種種切切，一定要有定力，有主心骨。”并說：“特別是以其中的儒家型社會文化為主，而不斷融合、消化外來文化的新文化。”（郭齊勇：《儒學與現代化的新探討》）在此，我們可以追問，郭先生的如上兩種說法是否存在矛盾呢？筆者認為，郭先生強調中西文化不分主從，并不是說他不重視中國文化或儒學文化的主體性，而是將中西文化都視為價值對等的不同文化體系，因此不存在體用之分。郭先生的文化觀是一種即體即用、體用不二的文化觀。同樣，郭先生對儒學文化主體性的強調也并非意味著他將西方文化視為工具性的存在，并試圖將西方文化納入中國文化的體系之中；他主張以一種開放的心態進行多元文化的整合。郭先生所主張的“文化整合”，不是將不同文化進行簡單的拼接，而是一種“新的綜合”。
那么，何謂“新的綜合”呢？郭先生認為，新舊文化重新綜合的過程即為文化解構與重構的過程。（郭齊勇：《文化學概論》）傳統文化的解構不是將其內容簡單判定為好或壞，精華或糟粕。前人在探索未來文化發展路徑的過程中常常將“批判地繼承”錯誤理解為：批判一部分，而繼承一部分。也有部分學者做出邏輯順序上的規定，即先批判，后繼承。而郭先生則認為：批判與繼承的對象是同一的，不存在先后邏輯順序的分別；傳統文化本身也不是僵化的、固定的東西，而是一個動態的、變異的、多元的立體網絡；作為文化創造的主體，人不是置身于文化之外進行審視，而是存在于文化內部進行反思；只有在自覺反思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對其進行重構。（郭齊勇：《文化學概論》）郭先生所理解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不是截然對立的，他認為，傳統文化其實是現代文化的根源，而現代文化產生于傳統文化的合理層面。一方面，民族文化本身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因為隨著人們思維水平的提高與社會的發展，民族傳統文化之中的潛在價值不斷被發掘；另一方面，現代文化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由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共同構成的。
綜上所述，郭先生提出的“文化整合”，是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互動的背景下，以儒學為主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解構與重構，形成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和創造性的現代文化。而實現此種文化整合的內在動力是什么呢？按照郭先生的理解，中華民族文化自身的文化認同與精神價值即為文化整合的內在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文化一脈相承的根本動因。中華文化的“天下”觀念本身即超越了民族與地域的界限，而此種以包容性為核心的文化價值觀念為儒學文化吸收外來文化提供了可能性與現實性。郭先生開放的儒學觀說明，儒學文化以其自身的開放性和包容性融合了多元文化，而使得其自身成為一種具有創造性、實踐性和生命力的現代文化。
郭齊勇先生明確指出：“我所謂開放的新儒學或新儒家……是參與現代社會的生活。”（郭齊勇：《儒學與現代化的新探討》）這表明郭先生所建構的開放的新儒學，不是一種虛玄掛空的文化理論，而是始終關注生活世界和社會實踐層面的新儒學。郭先生開放的新儒學創造性地繼承和詮釋了傳統儒學的生命智慧，克服了現代化所引發的天、地、人、物、我相互疏離的問題。郭先生注重儒學“仁”的核心價值，注重儒學在現代法制、現代管理和生態倫理等領域的實踐面向，注重其促進現代化健康發展的積極作用。
郭齊勇先生指出：“中國人文精神其實不是別的，就是孔子‘仁學’的精神。”（郭齊勇：《道不遠人：郭齊勇說儒》）在儒家思想系統中，就人自身而言，“仁”是人的本質規定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道德自覺意識。就人與社會的關系而言，“仁”是天下一家的價值理想。郭先生以“仁”作為根本原則來理解和詮釋傳統的禮法社會。
法制的成熟是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標志，而血緣親情常常遭到人們的批判和否定。在實踐上，儒學特別強調血緣親情的重要性，而這似乎與現代法制相沖突。但是，郭先生不這么看。他認為，“親親互隱”和容隱制是符合人性的，符合普遍性的價值觀念，它們不僅不與人權相違背，反而包含著尊重與維護人權的意識。進一步，儒家的“親親互隱”和容隱制非但不與現代法制原則相沖突，而且是對現行刑事訴訟法之相關內容的修正和補訂。以“仁”為核心的“親親相隱”和容隱制，有助于“反思今天的法律條文中的不合情理的成分，使現代法治社會的建構更加健康與人性化”（郭齊勇：《〈儒家倫理新批判〉之批判》）。儒學中以血緣親情為實踐基礎的“仁”，不只是社會的道德規范，也是一種內在的道德理性與道德是非判斷的能力。儒學之“仁”能夠為當今社會的法律體系運行提供內在驅動力。“為仁由己”的儒學精神即強調個體自我抉擇的自由意識。此種自由意識不是純粹的意識問題，而是當下抉擇的實踐問題，強調每個個體不可逃避的責任與義務。由此，儒學“仁”的思想內核即為現代法制提供了心性根源和人性基礎。
禮的權宜性常常遭到今人的詬病，在某些人看來，它似乎會破壞良善的社會制度和規范。但在郭先生看來，“禮”的“權宜”原則（“權”）不是“非禮”，“而恰恰是以看似非禮的形式表現了對禮的本質精神的一種最好的貫徹”（郭齊勇：《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互隱”為中心》）。雖然禮的形式與具體內容應當因事制宜，但是“禮”的精神核心始終蘊含著道德價值，將一貫的普遍性與絕對性包含于其中。郭先生認為，中國文化不僅有“仁”的理想境界、德行修養與內在超越性，也存在著系統的現實治理的制度。（郭齊勇：《文化學概論》）儒學所建構的社會制度依靠“禮治”，“禮治”區別于“人治”與“法治”，而以“德治”為核心。儒學的“禮”，非但不與現代法制相沖突，反而是對現代法制的重要補充。“德治”不僅是對外在制度的要求，也意味著人的內在德行修養；而內在德行修養的提高，即有助于現代法制的建設與施行。他認為，以儒學傳統的禮法精神處理現實法制問題，這會使我國的法制建設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現代化帶來的污染對自然環境造成嚴重破壞，人與自然如何和諧相處即成為人們亟待解決的問題。郭齊勇先生認為，中國古代儒家十分重視生態發展與人類生存的關系，關注天、地、人、物、我的共生問題。所謂“天人合一”，即儒學在形成天人、物我相分的自覺意識基礎上重新肯定人與自然的統一，“強調的是順應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絕對占有自然”（郭齊勇：《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睹献?middot;梁惠王上》曰：“斧斤以時入山林。”《荀子·王制》曰：“斬伐養長，不失其時。”從孔子到孟子，儒家都很重視生產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密切關聯，強調農業生產不能過度損害生態環境。
人與自然相統一、人與自然共同發展的觀念，是“天人合一”理念的體現，同時符合儒學的核心原則——“仁”。儒學“仁”的原則所蘊含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的思想，即指向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關系。由此，郭先生認為，每一個人都是以他人與社會為媒介，肯定自己和成就自己的。他說：“個體必須通過社會群體的現實生活，通過家國天下，把自己實現出來。”（郭齊勇：《中華傳統和諧文化資源的創造轉化》）就個體性的人而言，每個人都以成全他人作為實現自身、發展自身的途徑。儒學始終存在“天下一家”的人文理想，希望打破民族、國家的界限，將王道推行于整個天下。但是此種“一統”的理想，不是實現民族或文化的同一，而是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實現和諧統一，在分別與對立的前提下兼容并包。就作為“類”的人而言，自然是與人類相對待的存在。人類自身的發展需要以成全自然環境的發展為前提，而自然環境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為人類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必要資源。由此，“仁”所展現的人與天地萬物和諧一體的思想境界，具體表現為責任意識與擔當精神。責任意識與擔當精神說明仁德不僅是針對個人修身，也在社會實踐中表現為尊重他者和成全他者。他者，即包括社會性的他人與自然界。
總之，郭先生所主張的這種人與自然、社會和諧共生的儒學發展觀，可以有效對抗現代化所帶來的利己主義，為環境倫理、全球倫理的建設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礎。這種人與自然一體的和諧思想，不僅為人類自然環境的生態平衡和人文環境的生態平衡提供睿智，而且為現代社會管理和企業管理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
郭齊勇先生認為，“萬物一體”的儒學思想提供了一種整體管理的觀念。（郭齊勇：《中國的管理哲學智慧》）天、地、物、我是彼此關聯的整體。王陽明《傳習錄》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張載《西銘》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地萬物與人共同構成和諧的統一體。這種和諧一體的觀念在現代管理中表現為整體性的經營管理之道，強調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整體和諧。不過，在郭先生看來，整體和諧的思想不是指完全的同一，而是“和而不同”（《論語·子路》）?！抖Y記·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是萬物生存發展的根據?！抖Y記·樂記》曰：“和，故百物皆化。”《荀子·樂論》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可見，傳統儒學思想中極其推崇“和”的觀念。“和”既是宇宙生成的動力，又是社會運行的法則。在現代管理思想中，“和”的觀念展現為容納相異的人才、意見（郭齊勇：《中國的管理哲學智慧》），使其在交流互動的過程中共同發展。
創造革新的儒學思想在現代管理中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郭先生所主張的開放儒學始終強調儒學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儒學自身始終處于不斷的自我否定、自我更新、日生日成和變化日新之中。創新性是開放儒學的重要特點。因此，在現代企業文化建設和現代管理思想的形成過程中，郭先生認為，我們要始終關注創新意識的培養。創新的動力，源于事物自身內部的張力與矛盾，與“和而不同”的理念相一致。只有尊重差異性，才能保持管理體系內部的生命活力與發展動力。他引用孔子之言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以此說明“變動不居”的革新精神應當作為經營管理之道的重要內容。
因革損益、與時俱進，是郭先生用以建立開放的儒學的兩個重要原則。開放的儒學即立足于對傳統儒學的損益?，F代管理實踐中同樣需要變革、創新，以作為其發展的根本途徑。
總之，郭先生開放的新儒學觀及其新儒學思想始終堅持主體性、多元性和開放性的原則。堅持文化的主體性，即強調文化的特殊性、自覺性、自主性和獨立性；堅持多元文化的共同發展，即強調中國文化內部的多元與世界文化的多元；堅持文化的開放性，即在堅持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強調對多元文化進行新的綜合、解構和重構。
郭先生開放的新儒學觀及其新儒學思想不是蹈虛掛空的玄談，而是可以落實于生活世界的實踐方案。郭先生開放的新儒學可以有效對抗現代性弊病，為完善現代社會法制、社會管理等提供有益資源。例如，他認為，“親親相隱”“權宜”等原則可以為現代法制提供補充；“天人合一”所蘊含的天、地、人、物、我的和諧一體觀念，可以為自然和人文環境的生態平衡提供睿智；“和而不同”“變動不居”的傳統思想可以為現代管理提供創新思路。
由此，郭先生始終強調，重視和發掘中國傳統儒學思想資源，不是主張全面復古，也不是以傳統思想對抗現代文化，而是以多元開放的心態面對傳統儒學思想，并進行創造性的轉化。
高一品，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先秦秦漢哲學與中國現當代哲學研究。
丁四新，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獲得者?，F兼任中國哲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周易學會副會長、北京市哲學會副會長等。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儒家經學和簡帛思想的研究。著作有《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郭店楚竹書老子校注》《楚竹書與漢帛書周易校注》《先秦哲學探索》《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洪范大義與忠恕之道》等，發表學術論文一百五十余篇。
（本文刊載于《走進孔子》2022年第4期。本刊出版版權所有，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本刊文字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