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詩經》首篇，《周南·關雎》具有明大旨的意義，因而其解釋歷來為注家重視。 《論語》的“《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語對于學者理解《關雎》詩旨具有指導性?！睹娬x》化用《論語》此語解釋詩旨，體現出以禮制美德說詩的傾向，這也是《毛詩》系統敘說詩旨的一貫風格，朱熹突破這一傳統，從《論語》“樂而不淫”之語中提煉出不同的詮釋原則——說明“性情之正”。本文從經學史的角度梳理并比較《毛詩正義》與朱熹《詩集傳》關于“《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解釋，進而展現朱熹對毛詩的突破及其《詩》學建構，最后指明這種轉變的《詩》學意義。
關鍵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毛詩；朱熹
《詩經》是中國古代的重要典籍，它參與塑造了中華文化的文明形態。歷代關于《詩經》的注解很多，展現出《詩經》研究的不同路徑?！蛾P雎》作為《詩經》首篇，具有明大旨的意義。從古至今，學者都十分重視《關雎》的解釋，古人多以注經方式論說《關雎》之義，今人除了借助經學研究成果論說詩旨，還從思想史演變、文學表達、文化意蘊等諸多方面入手研究，成果蔚為大觀。
本文從經學史的角度理解《關雎》注釋問題，并由此闡述經學家的解經宗旨?！睹娬x》和朱熹《詩集傳》是《詩》學史的兩大高峰，本文主要關注二者所釋《關雎》之義，由于孔子“《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之語對于二者解說《關雎》 詩旨具有指導意義，本文將更多地考慮二者對此句話的理解與運用。
《毛詩序》解說《關雎》詩旨言：
《關雎》，后妃之德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是《關雎》之義也。 （《毛詩正義》卷一）
《毛詩序》的表述脫胎于孔子“《關雎》， 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 之語。“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對應“樂”，“不淫其色” 對應“不淫”，“哀窈窕” 對應“ 哀”，“無傷善之心” 對應“ 不傷”?！睹娦颉氛J為，“《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的作者是文王的后妃太姒，《關雎》詩文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的“君子” 指后妃的夫君文王，“淑女” 則是可以與后妃共同進御君子的“賢才”，“窈窕” 是對淑女處深宮無所職的狀態的描述。按照孔穎達疏，《毛詩序》此語的意思是，后妃之心有所樂，有所憂，有所哀，有所思：后妃樂于得到淑女以配君子，因此整日以進舉賢女為憂，“不淫其色” （不用自己的美色誘惑文王） 則是后妃這一心態的前提；后妃哀在此淑女尚且處于深宮之中而未能得到與其美德相匹配的職位，她思望著得到這個賢才，“無傷善之心” 是對后妃心態的補充性說明。后妃所樂所憂及所哀所思的其實是同一件事情，即“進賢”，而這又體現了“后妃之德”，即能夠“ 不嫉妒”[1] 而包容“ 賢才”。從現代的眼光看，《毛詩序》此語難以為人接受，而從《毛詩序》的時代來看，這種解釋既考慮到了《關雎》的詩文，又較好地落實了《論語》之說，是比較具有解釋力的。
《鄭箋》根據《毛詩序》的意思來疏解《關雎》詩文，其中的關鍵在于如何恰當解釋首章“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一句。 《鄭箋》言：
怨耦曰仇。 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閑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 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 （《毛詩正義》卷一）
在“逑” 的訓釋上，《鄭箋》不取《毛傳》“ 匹 ” 義，而訓為“怨耦”，即結怨的兩方，所謂仇人[2]，具體指文王眾妾之中相互結怨之人。“好” 字作動詞，訓為“和好” 之義。“好逑” 為動賓短語：和好仇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義為：處在深宮之中具有貞靜專一之美德的淑女（賢才），可以為君子（文王）改善并和好眾妾之中相互結怨之人的惡劣關系。 這是對淑女之美德善行的描述。鄭玄推測此“淑女” 即堪任“三夫人”、“九嬪” 之職的女子。與之相應，經文中下面幾章 “寤寐求之” 的對象也是這些淑女，而 “求” 這一行動的發出者是后妃，后妃所哀、所傷、所樂，皆在求淑女，而她之所以能勝任這一職責的原因則在于她 “不淫己色”，擁有 “不嫉妒” 的美德。
值得注意的是，《毛傳》所言與《小序》《鄭箋》似有不同，而孔穎達疏運用特定的解釋技巧，彌合了這種可能的縫隙?！睹珎鳌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說：“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閑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毛詩正義》卷一） 此句一種可能的讀法是將后妃等同于淑女。若后妃即為淑女，就無所謂后妃求淑女了。而孔疏將 “是” 讀作代詞 “這”，區別后妃和淑女?？资柩裕?/span>
毛以為……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閑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毛詩正義》卷一）
在孔疏的解釋中，因為后妃有德（不嫉妒），所以淑女才有機會與君子相匹?！睹珎鳌废聨渍碌慕忉屵^于簡練，再未提及 “淑女” 的身份，而孔疏的說法不失為一種可能的解讀方式，可以說，孔疏的彌縫工作是有效的。
漢代除了毛詩，還有三家詩，三家詩解讀《關雎》詩旨與毛詩不同。 三家詩雖然亡佚，而史文中多有留存，可以借助清人王先謙撰《詩三家義集疏》略窺其貌，三家詩以《關雎》為刺詩，《史記·十二諸侯表》（魯詩） 言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王應麟《詩考》引韓詩敘文（韓詩） 言“關雎，刺時也”，具體而言，所刺對象為周康王，劉向《烈女傳》（魯詩） 言：“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詩三家義集疏》卷一）據此，三家詩認為《關雎》是通過陳述理想中的君子淑女而諷刺周康王與夫人起居失時的詩。從毛詩的角度來看，《小序》所取詩旨有兩個長處：首先，不取刺時說，與《毛詩》以二南為正風的整體觀點一致；其次，《小序》較好地落實了《論語》“樂而不淫” 之說。后代由于《鄭箋》《毛詩正義》的流行及三家詩的亡佚，毛詩之說最終占據主流。
《毛詩序》不但將《論語》 “樂而不淫” 之語引入《詩經》的解釋，還反過來影響了《論語》解釋者對于 “樂而不淫” 一句的理解?，F存文獻中最早的《論語》解釋性文字是孔安國留下的，《論語集解》引孔安國解說 “樂而不淫” 章言：“孔曰：‘ 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3] 按照孔安國的解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的意思是，樂的情感沒有過分以至于淫逸，哀的情感沒有過分以至于傷痛，《關雎》一詩的好處在于哀樂之情的表達中正平和?！睹娦颉返慕忉屌c孔安國的解釋分屬兩個方向。在孔安國的解釋中， “不淫” 和“不傷” 是對“ 樂” 和“哀” 的情感在程度上的限定，并無獨立所指，而《毛詩序》的解釋中，“樂” 為“ 樂得淑女”，“ 不淫” 為“ 不淫其色”，“哀” 為“哀窈窕”，“不傷” 為“無傷善之心”，四者各有所指。而且，孔安國所講的是情感表達的恰當性，《毛詩序》則在講后妃求賢才，進而體現后妃“不妒忌” 的美德。當然，也不能說二者矛盾，例如，邢昺《論語注疏》即以《毛詩序》的說法解釋孔安國注。 即便如此，二者所強調的重點依然不同。 孔安國之說的不足在于未能落實《關雎》詩文，漢以后，注家注釋《論語》多取《毛詩》之說。 例如，皇侃《論語義疏》及其所引的江熙、李充皆有“ 樂在得淑女” “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 憂在進賢”“ 不淫其色”“ 哀窈窕”“ 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 等語，與此前的孔安國之語不同，這應當是受到了《毛詩序》的影響。
總而言之，在朱熹之前，《毛詩序》的“ 后妃之德” 說是理解《論語》“ 樂而不淫” 章及《詩經·關雎》的主流方向。 《毛詩序》將“樂” “不淫” “哀” “不傷” 拆分為四種情志，認為后妃“樂” 得賢才（ 后宮中賢良的女子），“不淫” 其色（不用自己的美色誘惑文王），“哀” 窈窕（ 賢良女子幽居宮中不得其職），無傷善之心，這些體現了后妃“不嫉妒” 的美德。
進入宋代，經學呈現新氣象，《詩經》學亦頗有新意?！对姟穼W革新的最大障礙即是《毛詩序》，歐陽修、蘇轍、鄭樵都在不同程度上動搖了《毛詩序》的權威地位。不過，《毛詩序》在宋代依然受到大多數學者的尊崇，如程頤曾說 “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4] ，呂祖謙亦謹守《小序》。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朱熹提出了他的《詩》學觀點，他全面推翻《小序》，并嘗試直面經文以探究《詩經》的本來面目。本部分將借助《詩》學史的視角探究朱熹對《關雎》詩旨的解釋與發揮，并簡述其后世影響。
朱熹對《關雎》的解釋體現出其反《序》的立場。 在《關雎》詩旨的解釋方面，《詩序辨說》批評《小序》之語 “全無文理”：
《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 而全無文理也。[5]
朱熹認為，《小序》的解釋割裂了《論語》原本流暢的文理，實為牽強附會。他推翻了《小序》對《關雎》詩旨的說明，給出了自己的解釋?！对娂瘋鳌费裕?/span>
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詩集傳》卷一 ）
“淑女” 不再是“賢才”，而是后妃太姒，“后妃之德” 不再是 “不妒忌”，而是“幽閑貞靜” （窈窕）。《關雎》的主要事件不再是 “進賢”，而是文王的婚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的意思為：幽閑貞靜的淑女（太姒），是君子（文王）的好配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詩文中的君子還是文王，因而作者不能是文王。朱熹言 “宮中之人，于其始至……故作是詩”，得見文王太姒婚姻生活的文王宮中之人成了作者。
將“ 淑女” 解釋成后妃并非朱熹首創，歐陽修《詩本義》已經提出這一觀點。 《詩本義》言：
蓋《關雎》之作，本以雎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 子，以述文王、太姒為好匹，如雎鳩雄雌之和諧爾。[6]
歐陽修以“匹” 釋“逑”，以“淑女以配君子”、“文王、太姒為好匹” 解釋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見是將淑女同等于后妃。不過，歐陽修依然以后妃之德為 “不嫉妒”，且引《史記》（魯詩）之語而目之為 “思古刺今” 之詩，朱熹的解釋在后妃之德的內容和詩旨上與歐陽修皆有較大不同?！对娂瘋鳌芬稘h書·匡衡傳》之語說：
漢康衡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 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 可謂善說詩矣。 （《詩集傳》卷一）
匡衡用三句話來形容后妃之德[7]，其要點即上文朱熹所言的“貞靜”。 從朱熹的觀點來看，這段話有兩個要點：其一，后妃（淑女）之德為貞靜；其二，君子（文王）與淑女（后妃）的婚姻作為“綱紀之首，王化之端” 具有政治教化意義。也就是說，《關雎》一詩是文王宮中之人在太姒剛嫁給文王的時候，看到太姒的操行而寫來贊美太姒的，而贊美太姒的意義不僅在于彰顯美德，更在于突出君主以美好婚姻教化國家天下的重大意義。
扭轉了《關雎》的解釋方向后，朱熹還解答了《論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之語在詩文中如何落實的問題?！墩撜Z集注》言：
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于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于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8]
朱熹以“憂” 釋“哀”，將之與《詩經》原文的“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對應，又將“樂” 與詩文的“琴瑟友之，鐘鼓樂之” 對應，認為這是對求而得之的狀態的描寫。他指出孔子的立言宗旨：“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孔子此語不僅在于提示學者如何正確理解《關雎》，而且要讓學者通過玩味《關雎》一詩，體會何為“性情之正”。
具體到《關雎》一詩的解讀，《詩集傳·關雎》言：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于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詩集傳》卷一）
這段話說了兩個方面的 “性情之正”：后妃性情之正，詩人性情之正?！墩撜Z》所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指的是詩人，即宮中之人的性情之正，而后妃與君子的相處方式和雎鳩鳥一樣，情感真摯而不過分親昵，這體現了后妃的性情之正。由此看到，所謂的“性情之正” 不但指哀樂這些情感的表達合宜，而且包括夫婦相處等具體情境中情感狀態的合宜。朱熹還說，“學者姑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學詩的根本即在于體會和學習性情之正，換言之，體會“性情之正” 不僅是學習《關雎》的關鍵，而且是學習《詩經》的關鍵。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在元明清三代被奉為科舉考試的教材，《詩集傳》亦為人所重，他對“《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的理解成為解經之主流。不過，在歷史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聲音。例如，《詩集傳》以《關雎》作者為宮中之人說招來了諸多批評，胡承珙《毛詩后箋》描述這一情況說：“朱子《詩集傳》謂文王求得大姒為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而作是詩，于是疑難蜂起。” （《毛詩后箋》卷一[9]） 據胡承珙所說，明人崔銑已經對此提出質疑。 清人錢澄之《田間詩學》提及具體的質疑并加以辯護，毛奇齡《四書改錯》批評宮人說甚力，嚴虞惇《讀詩質疑》、黃中松《詩疑辨正》亦批此說，此處不再窮舉。又如，后人亦對孔子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說提出諸多不同解釋，有以毛說和三家說分別對應 “樂”、“哀” 而同為孔子之遺說的，有以音樂特色解釋 “不淫” “不傷” 的，詳見今人程樹德所撰《論語集釋》。
總之，朱熹扭轉了《毛詩》對《關雎》詩旨和詩文的理解。從詩旨上，《毛詩》主張后妃之德說，朱熹則主張夫婦之正說，具體而言，文王宮中之人見太姒始至，作詩贊美后妃貞靜專一之德，并進一步凸顯文王后妃婚姻的教化意義。在落實《論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方面，朱熹推翻了《小序》之說，將之對應到《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和 “琴瑟友之”、“鐘鼓樂之” 之文，并借助《關雎》的解釋，導出一個解釋和學習《詩經》的普遍性原則，即體會“性情之正”。
作為《詩經》學史上的兩座高峰，《毛詩正義》和《詩集傳》以不同的方式吸收《論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之語解釋《關雎》，這種不同是偶然的嗎？《毛詩》所謂 “后妃之德” 是牽強的嗎？ 朱熹只是為了反對《毛詩》而反對《毛詩》嗎？ 事實上，二者對“《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的理解不同并非偶然現象，而是二者不同的解釋原則和義理傾向的體現，而這種解釋原則和義理傾向在他們的《詩經》解釋中是一以貫之的。
《毛詩》“后妃之德” 說在一夫一妻制習俗中成長的現代人看來是牽強甚而違背人道的，它須放在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禮俗環境中才可能得到理解，從古代社會和政治情況而言，后妃的 “不嫉妒” 當被看做一種重要的政治美德。鄭玄解釋 “淑女” 為“三夫人以下”，“三夫人” 的稱謂在古代禮樂系統中具有政治意義，《禮記·昏義》言：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 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
從陰陽對應的觀點來看，王后選擇六宮之人和天子選擇朝中賢臣的政治意義是相應的。王后和夫人等 “聽天下之內治”，天子和三公等 “聽天下之外治”，內外以家為限，女子主掌家內之事，所謂 “內和而家理”，男子主掌家外之事，即國中的公共事務，所謂 “外和而國治”。后妃需要三夫人等分擔家庭事務、繁衍子嗣，正如天子需要賢臣分擔天下事務。后妃求淑女以和諧眾妾，一方面對天子之家的治理有直接的益處，另一方面作為天下家族的模范，起到教化作用。
以上政治意義得以實現的核心在于后妃，而阻礙后妃履行其職責的最大隱患是她內在的專妒之心?！睹姟穼Υ擞休^為深入的分析，《小序》言《周南·螽斯》詩旨曰：“《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 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毛詩正義》卷一） 鄭箋分析 “妒忌” 之情言：“凡物有陰陽情欲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眾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 （《毛詩正義》卷一 ）這里的妒忌特指男女專妒，妒忌是基于陰陽相感而產生的情欲，不但是人之常情，也是動物本能。在這個意義上，不妒忌確實極為困難，后妃必須超越陰陽男女之感，而從更廣泛的家國天下的角度理解自我職責。我們可以通過對比近代的情況進一步定義 “不妒忌” 作為政治美德的性質，當社會組織形式不再要求一夫一妻多妾制，“不妒忌” 也就不再被看成美德，“妒忌” 作為一種常情可以在一定限度內被認可，這表明“不妒忌” 是基于一定社會禮俗基礎的政治美德，是隨著社會組織形式、禮儀習俗習慣、生活衛生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因而，我們可以將后妃 “不嫉妒” 的政治美德稱為一種 “禮制美德”。
朱熹反對以“后妃之德” 解釋《關雎》詩旨，不僅因為《小序》之語割裂了《論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的語勢，更重要的理由在于義理上的缺陷?！对娦虮嬲f》評價《小序》“《關雎》，后妃之德” 之語說：
但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 ……至于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于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
宋代的禮俗環境與漢代沒有本質上的不同，朱熹并不是像現代人那樣無法接受 “不嫉妒” 的美德。他認為毛說的癥結在于，“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毛詩忽略了《關雎》本應凸顯的文王之德?！蛾P雎》所開啟的《周南》，及其后的《召南》是《詩經》具有典范性意義的兩部分，孔子曾盛贊二《南》，認為它們對于人的生活具有指導意義，《毛詩序》也說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毛詩正義》卷一）。正因如此，朱熹認為《關雎》的解釋不能僅凸顯后妃而隱沒文王，如果像《小序》那樣以《關雎》為“ 后妃之德”，甚至將《周南》系于后妃，就會導致“ 禮樂征伐皆出于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 的理論問題。當然，他也承認后妃之德（ 不嫉妒） 的重要性，也討論過獨孤亡隋的典故，只是，“ 妬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妬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 （《答呂子約》，《晦庵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蛾P雎》從義理上擔負著揭示建極興邦之理的任務，從建極興邦的角度講，《關雎》的解釋不可停留在 “后妃之德”，必須進入 “文王之德”。
事實上，《毛詩》和朱熹解釋《關雎》的根本不同不在于強調“ 后妃之德” 或“ 文王之德”，而在于對作為“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的家庭治理之思路的不同理解?！睹姟方狻蛾P雎》未凸顯文王之德，不代表其否認文王之德，朱熹解《關雎》不停留于后妃之德，不代表其否認后妃之德。 而且，他們都認為夫婦家庭是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只不過，《毛詩》從女主內男主外這一禮制安排將家庭治理的核心賦予后妃， 而朱熹從《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路，將家庭治理的核心賦予文王。朱熹認為，后妃之德不是自足的，它的培養和發揮須以文王的修身齊家為基礎。他說：“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同上） 所謂 “妻道” 即君子齊家之道。在夫婦關系中，丈夫處于主導位置，妻子處于輔助地位，如果無視這一事實，一味對妻子提出要求，最后是無法經營好夫婦關系、治理好家庭的。
從《詩經》解釋的角度來講，不管是強調后妃之德還是文王之德，都認為統治者的家庭當作為政治 共同體中其他家庭的榜樣，都著重于突出政治教化的重要性，都是以政治解《詩》。朱熹《關雎》注在《詩》學史上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提出了《詩經》解釋的另外一條原則：探尋性情之正。如上文所言，“性情之正” 說由孔子“《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之語引申而來。“性情之正” 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命題，并不限于解釋《關雎》詩文中“ 君子求淑女” 一事的哀樂反應?！对娂瘋餍颉费裕?/span>
或有聞于余曰：“詩何為而作也？” 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詠嘆之余 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這段話從詩的創作入手探討《詩》的本質。 “人生而靜” 云云化用自《禮記·樂記》?！稑酚洝费裕?/span>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
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這兩段話在《樂記》中并不相連，朱熹在自己的哲學體系中串聯二者。按照朱熹《樂記動靜說》的解說，“性之欲即所謂情也”（《晦庵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雜著》）。引文中上一段話的意思是，性是人天生就有的，是靜的（沒有確定的情感方向），人受到外物之感而內心有所動，心動而發出情。情為性之欲，是性在具體所感之下的外在表現，性是情的依據。這兩句話在朱熹哲學中對應的是“性體情用” 的命題?！对娂瘋餍颉凡⑽粗苯訉ⅰ稑酚洝返膬啥卧掋暯釉谝黄?，而是在中間補充了“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 兩句。 這兩句話闡釋的是情與詩的關系，詩是情的抒發，這與《毛詩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相一致，而朱熹用這一環節連接詩與性理，形成性→欲（情） → 思→言→嗟嘆→音樂（舞蹈）的完整鏈條。通過對普遍的心靈活動及其表達過程的描述，朱熹解釋了《詩經》的本質：《詩》是對情的抒發，而情的依據則在于性理。
情應以性理為依據，但是現實中的人的情不能全都恰當地表現性理，故而要強調“性情之正”，《詩經》作為經典的特色就是展示了很多“ 性情之正” 的例子，解釋和學習《詩經》的根本意義即在于體會“ 性情之正”。從這個意義上，《關雎》蘊含了理解整本《詩經》的關鍵。
總結而言，《毛詩正義》和《詩集傳》從孔子“《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出發闡釋出不同的《關雎》詩旨，這并非偶然現象，其背后蘊含了二者不同的解《詩》思路與原則。在以《毛詩序》和《鄭箋》為核心的《毛詩正義》詩旨解釋傳統中，《關雎》強調的是在女治家男治國的禮制（ 具體而言是婚禮、家禮） 下后妃、夫人等女性家主的治人之德（ 具體而言是不嫉妒），《詩經》則是記錄周代禮樂之興衰，引導后王以禮治國的致用之經。朱熹對《關雎》詩旨的解釋開啟了《詩經》解釋從禮制美德向性情之正的轉向。在朱熹的解釋中，《關雎》所提示的家的重要性要放在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政治思路中看，因此僅強調后妃不嫉妒的美德是不夠的，要提拔出后妃之德背后的文王之德，而《詩經》對于修身治人之道的核 心貢獻在于展現“性情之正”。在這個意義上，《詩經》解釋的核心目標在于闡明人在具體生活中的恰當情感及背后的道理。
注釋：
[1] 《毛詩序》解釋《周南·樛木》體現的后妃之德言：“《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解釋《周南·螽斯》的后妃之德言：“《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嫉妒，則子孫眾多也。” 解釋《周南·桃夭》的后妃之功言：“《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屢以 “不嫉妒” 言明 “后妃之德”實質。
[2] 也有可能是鄭玄所見版本為“仇”，阮元校注認為此是鄭玄以“仇” 訓“逑”，詳見此句阮校（《毛詩正義》卷一），王先謙認為此處是鄭玄用魯詩改毛詩（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一，中華書局，1987年）。
[3]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三，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4] 程頤：《詩解》，《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
[5] 朱熹：《詩序辨說》，《朱子全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6] 歐陽修：《詩本義》卷一，《儒藏》精華編第24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7] 按照王先謙的推斷，主張齊詩的匡衡應該和魯韓三家一致取“思古刺今”說，不過顯然朱熹只是截取其中的“淑女” “君子”之說而為我所用。
[8] 朱熹：《論語集注》卷二，《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6年。
[9]胡承珙：《毛詩后箋》，黃山書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