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風氣·識裁：章學誠論朱陸異同
發表時間：2023-02-04 22:53:38 作者：何俊，吳潔 來源：《湖南大學學報》2023年第1期
性情·風氣·識裁：章學誠論朱陸異同
何俊，吳潔
[摘要]朱陸異同是理學史上一大公案，與前賢不同，章學誠認為，朱陸異同根源于“沉潛”與“高明”兩種性情之差異，而朱陸后學陷入爭訟，乃是囿于“循環衰盛，互為其端”的風習而不自知，只有擁有證之于事與理的“獨斷于一心”的識裁能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朱陸之爭。章學誠的朱陸異同論超越了宋明理學的論學藩籬，以性情、風氣、識裁的觀念，打開了朱陸異同的智識主義論域。
[關鍵詞]章學誠；朱熹；陸九淵；性情；風氣；識裁
朱陸異同是理學史上綿延八百年之久的一大公案。清儒章學誠對此公案有一經典評論：“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1]262此一評論常為后來研究者所重視，但是章學誠論朱陸異同的思想內涵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闡發。[2-4]因此，下文擬從性情、風氣、識裁三個方面詳述章學誠的朱陸異同論。
一、性情：“高明”與“沉潛”兩種類型
錢穆曾指出，“從學術史觀點來講學術”[2]253是章學誠治學的一大特點?；?ldquo;辨章學術，考鏡源流”[1]945的歷史考察，章學誠能從問題本質上指出學術紛爭的癥結所在。在他看來，宋元以來，學者們討論朱陸異同不外乎兩種態度：一是“末流無識，爭相詬詈”，二是“勉為解紛，調停兩可”。[1]262前者嚴分朱陸異同，導致門戶之爭的不斷升級；后者主張“和會朱陸”，但是卻掩蓋了問題的真相。簡言之，兩派都不了解朱陸所以同異之關鍵，刻意“存異”或者勉強“求同”，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朱陸異同的問題。因此，章學誠認為他們“皆多事也”，徒增紛擾而無濟于事。
章學誠強調朱陸是“千古不可無之同異”，“千古不可無”的依據在于性情。在章學誠看來，人們從事何種類型的學問研究，本質上是由各自的先天性情所決定的?！段氖吠x·博約中》云：
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1]161-162
人們在讀書受教的過程中，既有入門之初便已確定而終身不可改變的東西，即“天性”；又有突然有所感觸而不自覺歌泣的情況，即“至情”。“天性”是由個人主觀氣質所決定，“至情”則受外在環境影響而感發，但它們都是為學過程中必然產生且不能被改變的因素。章學誠將兩者合稱之為“性情”，并強調這是人所特有的“美質”。對此，余英時認為這是對現代心理學上所謂“認同感”(sense of identity)的一種描述。[3]78“性情”作為一種心理“認同感”，學者應當予以充分的重視。
其實，就思想淵源而言，章學誠并不否認他的性情論“殆即王氏良知之遺意也”[1]165。不過，與陽明學所揭示的“良知”作為道德主體不同，章學誠所講述的“性情”強調的是認知主體，即他是在認識論的視域來講性情對于學問取徑的先決性。從知性的角度觀察，章學誠認為人的性情主要分為“高明”和“沉潛”兩種類型?！段氖吠x·博約下》云：
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強歟？[1]165
山口久和指出，章學誠所說的“高明”與“沉潛”出自《尚書·洪范》的“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其含義借鑒了《論語》中“狷者”和“狂者”兩種人格類型，并強調“高明”表現為綜合的主體知性，“沉潛”表現為分析的客觀知性。[4]184-185“高明者”能夠直接洞達事物的本質，“沉潛者”則有賴于循序漸進的積累。從實踐經驗來看，“高明”和“沉潛”也接近頓悟和漸修兩種不同的為學路徑，學者應當根據自己氣質之所近去擇善而從。
事實上，《洪范》和《論語》都是講三種德行，“剛克”“柔克”之上是“正直”，“狂者”“狷者”之上是“中行”。那么，章學誠為什么不講“正直”“中行”的最高德行呢？章氏有言：“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為生心發政，害于其事。吾蓋于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1]416換言之，他認為在官師分職、治教分途的時代，在現實世界中，我們能見到的性情類型只有“高明”和“沉潛”兩種?！段氖吠x·答客問中》云：
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1]477
兩漢以來的撰述傳統主要表現為“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兩種形式。它們本質上屬于“高明”與“沉潛”兩種不同性情的具體表現。章學誠強調，“高明”與“沉潛”如同晝夜寒暑一般交替而生，它們并非彼此孤立存在的事物。如果將這兩種性情相互循環而更替成一年之時序，那么就會帶來兩相需求之益處；如果將這兩種性情各自對立并且嚴格劃分界限，便會造成兩敗俱傷之弊病。簡言之，“高明”與“沉潛”在人類完整的知識路徑與表征上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那么，章學誠發明“高明”與“沉潛”兩種性情的依據是什么？依據就是他的治學經驗。他在《家書三》中說道：
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潛不足，故于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初亦見祖父評點古人詩文，授讀學徒，多辟村塾傳本膠執訓詁，不究古人立言宗旨。猶記二十歲時，購得吳注《庾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抹去其注，而評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吾彼時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為訓詁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體，乃實有所窺。[5]92
章學誠以庾信《對酒歌》“春水望桃花”一句的詮釋為例，指出清人吳兆宜的注解只是根據《月令章句》交代了此詩創作的時節背景，其父親①的評論則能揭示出此詩追求的審美意境。受其父親指點后，章學誠乃發現自己的治學特點是“高明有余，沉潛不足”，即長于義理發揮而短于訓詁考證。但他認為“高明”的性情雖有不求甚解的缺失，但卻能夠窺見古人學問之大體，并不完全遜色于“沉潛”的性情。由此，章學誠便將“沉潛”“高明”由個人性情聯系到“博”“約”兩種不同的治學方式。②
朱熹和陸九淵“道問學”與“尊德性”的差異，體現的正是“沉潛”和“高明”這兩種不同的性情?！段氖吠x·朱陸》言：“高明沉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為功，不知其意，交相為厲也。”[1]262章學誠指出，對于朱陸異同的理解，明了其源于學問性情之差異，可以做到“交相為功”；不明了其源于學問性情之差異，故而只能“交相為厲”。“荀子曰：‘辨生于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后學之嘵嘵乎？”[1]262朱陸后學的問題在于未能厘清朱陸學術的差異根源于性情之不同，故只會陷入門戶之爭的窠臼。同樣，調停朱陸紛爭的學者也沒有意識到“高明”與“沉潛”之殊致，不能理解朱陸異同的存在是思想史上的必然結果。
相較于以往的學者，章學誠從“高明”與“沉潛”的角度分析朱陸異同，更能看出這一問題的實質所在?；谥亲R主義(intellectualism)的立場，章學誠揭示了這一現象存在之客觀依據，即“天性”與“至情”是人天生具有且不可改變的。正如余英時所言：“在這個新的解釋之下，朱、陸異同的舊有的道德內涵，無形中已被挖空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新的知識內涵。”[3]81故此，從“高明”“沉潛”的性情角度審視朱陸之學，明了其為“千古不可無之同異”，是章學誠破解朱陸異同的第一步。
二、風氣：“循環衰盛，互為其端”
基于性情的殊致來分判朱陸之學，本可以從源頭處化解朱陸異同。但朱陸異同之所以會成為“千古不可合之同異”，是因為后人囿于風氣所趨而導致的門戶紛爭。章學誠說：“自來門戶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質如是，皆隨聲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于反也。……天下事凡風氣所趨，雖善必有其弊。”[5]62學術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但它并不必然導致門戶紛爭。之所以會造成這種結果，很大程度上是末學受風氣影響，各倚門戶，由此產生相互激蕩的論學紛爭。章學誠在《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中批評此種風氣道：
學問之途，有流有別。尚考證者薄詞章；索義理者略征實。隨其性之所近，而各標獨得。則服、鄭訓詁，韓、歐文章，程、朱語錄，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門戶，交相譏議，則義理入于虛無，考證徒為糟粕，文章只為玩物，漢、唐以來，楚失齊得，至今囂囂，有未易臨決者。惟自通人論之則不然，考證即以實此義理，而文章乃所以達之之具。[5]224
由于學者性情的先天差異，學問的流別自然會有不同。如果一定要強分門戶、互相攻訐的話，那么義理、考證、詞章都有各種偏失。唯有以“通人”的眼光去觀察，才能將義理、考證、詞章合歸于道。朱陸后學之所以會陷入門戶之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囿于風氣之偏。章學誠說：“三代以還，官師政教不能合而為一，學業不得不隨一時盛衰而為風氣。”[5]84由此便導致了義理、考證、詞章等各種學術風尚的交替演變。在《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中，章學誠對風氣進行了系統論述。他說：
歷觀古今學術，循環衰盛，互為其端；以一時風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勢也。學者祈向囿于時之所趨，莫不殫精竭智，攻索不遺余力，自以所得遠過前人，圣人復生，不可易矣。及其風衰習變，后人又以時之所尚，追議前人，未嘗不如前人之視古昔。漢、唐、宋、明以訖昭代，作者遞相祖述，亦遞相訾議，終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豈有當哉！[5]84
“循環衰盛，互為其端”是古往今來學術風氣的基本特征。遺憾的是，學者們并不明白學術風氣是偏而不全、時勢所趨的一種短暫現象；反而陷入其中，相互攻訐，如此不斷地循環往復。在章學誠看來，這種“守器而忘道”的狀態對學者來說是一種可悲的學術境地。與章學誠有類似觀點的還有清代學者凌廷堪。錢穆就曾指出，凌廷堪《與胡敬仲書》一文，“論風尚流變，極似同時章實齋”[6]553。但凌廷堪雖也揭示“學術之在天下也，閱數百年而必變”[7]194的現象，但并未深入探究背后的緣由。章學誠卻循此風氣為端，進一步探求其緣由，他在《文史通義·天喻》中說：
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1]310
所謂“其所以然”的根本原因，在章學誠看來，乃是學者們為學之心術未醇，即“有爭心”。他說：“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1]367受血氣形軀的肉體存在影響，學者們在論學過程中難免存有爭勝之心，由此便會導致“好名之習，漸為門戶，而爭勝之心，流為忮險”[5]642。為了克服這一學風流弊，章學誠主“為學之要，先戒名心；為學之方，求端于道”[5]85，即回歸于道之本真狀態，才能不被盛衰往復的學風所裹挾。
基于風氣論的診斷，章學誠認為“千古不可合之同異”的朱陸門戶之爭，實質上就是風氣循環往復的一種表現?！段氖吠x·習固》言：“尊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1]260朱陸后學關于朱陸異同的價值評判，并非出自內在的真知灼見，而是源于外在的習氣固執。就他們本人的學問造詣來看，“謂朱子偏于道問學，故為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于支離；謂陸氏之偏于尊德性，故為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于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1]262朱陸后學以“道問學”與“尊德性”分判朱陸異同，其實只不過是各倚門戶的風氣偏好罷了。章學誠進一步質疑道：
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偽陸、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偽陸、王，不得號為偽朱也。[1]262-263
章學誠發現，攻擊朱子的學者，在思想上并不具備陸王之“空靈”；排詆陸王的學者，在學問上也不具備朱子之“繁密”。這些熱衷于門戶之爭的末流共同特點皆是束書不觀、空談性命，即本質上都屬于“偽陸、王”。章學誠在《丙辰札記》中曾寫道：“程、朱之學，乃為人之命脈也，陸、王非不甚偉，然高明易啟流弊。若謂陸、王品遜程、朱，則又門戶之見矣。”[5]393雖然他本人傾向于“高明”獨斷之學，但他同時也認為這種為學方式容易產生流弊。由此可見，他之所以把朱陸末流都歸結為“偽陸、王”是出于對風氣流弊的深切體察。
章學誠的這一總結，具有濃厚的知識論傾向。在他看來，“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1]263，究其原因乃是“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于多學而識，而約禮于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1]263。以智識主義為導向的朱子學兼該本末，沒有陸王之學高談心性的空疏流弊。故此，章學誠強調：“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偽，朱無偽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務為實學，則自無暇及于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于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于陸、王也。”[1]263真正的朱子學者以實學為依歸，不喜空言立事，自然無暇于朱陸異同的紛爭，也就不會隨著風氣盛衰而消長。
要而言之，朱陸異同之所以會成為一大學術公案，直接原因是后人囿于風氣所趨而導致的門戶紛爭。朱陸后學受爭勝之心的影響，并不理解朱陸異同本質上源于“高明”與“沉潛”兩種性情之殊致，反而不斷黨同伐異，相互攻訐，由此掩蓋了朱陸問題的真相。章學誠感嘆說：“蓋既曰風氣，無論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習，而諧眾以為低昂，不復有性情之自得矣。”[5]62可見，洞悉“循環衰盛，互為其端”的風氣，知道其為“千古不可合之同異”，是章學誠破解朱陸異同的第二步。
三、識裁：“獨斷于一心”
“性情”和“風氣”是導致朱陸異同產生及后人紛爭聚訟的兩個根本因素。章學誠認為，要真正擺脫此二者的束縛和限制，則有賴于每個人所特有的分析鑒別的“識裁”能力。章學誠指出，“風氣所趨，偏而不備，而天質之良，亦曲而不全。”[5]85時代風氣和個人天質是我們所不能改變的現狀。但他同時強調，“然必欲求天質之良，而深戒以趨風氣者，固謂良知良能，其道易入。”[5]85這里所提到的“良知良能”便是具有“獨斷于一心”的“識裁”能力。他在《文史通義·說林》中系統說道：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于去偽，而慎于治偏，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亦可以無欺于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1]355-356
在章學誠看來，僅憑借學問文章或聰明才智，并不能夠匡正當世的學術風氣。只有發揮每個人所特有的“識裁”能力，即樹立去偽存真、治偏求全的為學態度，才能準確診斷時代風氣和培育個人性情。當我們具備這種為學主體性的自覺之后，便可以真正做到“升沉榮辱，審乎定命，則風尚有所不必徇也；天生五材，各有所利，則本質有所不可誣也”[5]696。也就是說，“識裁”能力既是克服時代風氣的必要手段，也是挺立個人性情的內在條件。因此，是否具有“識裁”能力便直接影響到學問境界之高下。“識裁”的能力從何而來？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答客問上》中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洞呵铩分x，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1]470
章學誠指出，自孔子作《春秋》以降，中國史學的宗旨就在于發明筆削之義。這不是僅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記述歷史事實而已；而是為了“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探究歷史意義所在。因此，治史者必須要擁有“獨斷于一心”的“識裁”能力，超越繩墨類例的經驗束縛，探求天人之際的根本真諦，否則“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孔目”[1]775。不過，這種“識裁”能力并非輕易便能獲得?！段氖吠x·申鄭》言：
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后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后，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于遷、固遠矣。[1]464
雖然《春秋》包含“事”“文”“義”三個面向，但孔子最重視的是具有載道性質的“義”。因為“事”和“文”只是“義”的形式載體，“義”才是“事”和“文”的價值目標。章學誠強調：“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籍為存義之資也。”[1]171但遺憾的是，自從司馬遷、班固以來，史學家缺乏“識裁”能力，只是追求“其事其文”。只有千余年之后的鄭樵才有志于尋求“義意”，且他的見解甚至遠在司馬遷和班固之上。③而孔子作《春秋》所重視之“義”，也即是章學誠一再強調的“獨斷于一心”的“識裁”能力[3]258-259，顯然是用來衡量古今學術的重要價值尺度。
基于“識裁”能力重要性的認識，章學誠對于朱陸異同有著更深刻的理解。他在《文史通義·朱陸》中說：“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1]262由性情差異所導致的學術分途，在孔子弟子那里就已偏而不全。朱陸后學的悲哀在于他們并不知道這一問題的本質。“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為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1]263-264在章學誠看來，朱陸后學對于朱陸異同的討論，缺乏了然領會于心的真知。他們以朱陸之是非為是非，在見識上遠不如告子的自得之學。
當然，所謂“獨斷于一心”，絕非主觀的自我呈現，而是必須基于事與理的。④章學誠認為，如果明白古人“即事言理”的觀念，就不會有朱陸異同的是非爭論。他說：“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于事物，而不托于空言也。”[1]262脫離具體的事物憑借空言來論是非乃宋儒講學之流弊，而這正是導致爭論朱陸異同的根源。章學誠在《<四書釋理>序》中更詳論道：
宋儒專門說理，天人性命，理氣精微，辨別渺茫，推求銖黍，能發前人所未發矣。然離經而各自為書，至于異同之爭，門戶之別，后生末學，各守一典，而不能相通，于是流弊滋多，而六經簡明易直，古人因事寓理之旨，不可得而知矣。[5]206
三代以來的“因事寓理”的傳統，在宋儒那里有所脫落，離開經典去言說義理的講學方式，必然導致門戶異同的紛爭。職是，章學誠強調朱陸后學“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學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1]524。如果學者本著《春秋》經世的理念，言之有物，不尚空言，那么各種是非爭執也就必然不存在了。
綜上所述，在如何破解朱陸異同的問題上，章學誠指出由于“性情”和“風氣”是不可改變的現狀，學者要具備去偽存真、治偏求全的“識裁”能力。只有為學的主體性真正得以確立，才能發揮個人性情而不被外在風氣所影響，由此從智識主義的視野超越朱陸異同的論學分歧。錢穆總結章學誠的論學淵源曰：“夫必既貴專門，又尚通識，先本性情，歸極大道，而后風氣循環，乃有以默持其運于不弊。”[6]449可見，發揮“獨斷于一心”的識裁能力，了解朱陸異同的本質問題所在，是章學誠破解朱陸異同的第三步。
四、結 語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荊棘之林也。”[1]524在章學誠看來，朱陸異同之所以長期沒有妥善解決，是因為學者們對朱陸問題的緣由與本質缺乏深入理解。章學誠認為，朱陸異同源于“沉潛”與“高明”兩種殊致的性情差異，從而導致了“道問學”與“尊德性”的兩種路徑。就朱陸本人的精神特質而言，這是“千古不可無之同異”；而朱陸后學則是陷入“循環衰盛，互為其端”的風氣中討論這一問題，對立抑或會通的做法都是徒勞之舉。只有擁有證之于事與理的“獨斷于一心”的識裁能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歷史公案。
應當指出，章學誠的朱陸異同論，是清代浙東學派內部的一種轉折性觀點。在明末清初以來的各種學案體著作中，總結朱陸異同是書寫理學史的一項重要工作。[8]就浙東學術傳統而言，以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為依據，調和朱陸異同是其基本立場。黃宗羲在《象山學案》中，沿襲王陽明“早異晚同”的觀點，刻意縮小朱陸學問性格的差異：
先生之尊德性，何嘗不加功于學古篤行；紫陽之道問學，何嘗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學者之入門各有先后，曰：“此其所以異耳。”然至晚年，二先生亦俱自悔其偏重。……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見終于不合，亦不過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無有背于圣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9]2113-2115
而全祖望也以朱子“去短集長”之說為據，希冀消弭朱陸異同的價值紛爭。他在《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中有言：
予嘗觀朱子之學出于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為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以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為玩物喪志，是即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于上蔡，教人以發明本心為始事，此心有主，然后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是即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圣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10]1003
黃、全“勉為解紛，調停兩可”之說，在章學誠這里有一本質的轉變。盡管他點出浙東學術的宗旨是“宗陸而不悖朱”，但他認為浙東學術的根本精神是“言性命必究于史”，這一精神更貼近于“即器明道”。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原道下》指出，漢唐儒學的弊病在于“溺于器而不知道”，而宋儒的問題則是“舍器而言道”，他們都不明白孔子所講的“性與天道”，是“必取征于事物，而非徒托空言，以為明道也”。[1]140可以說，章學誠是站在一個貫通的學術史的立場上來談朱陸異同。故此，他在《文史通義·浙東學術》一再批評朱陸后學“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為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1]524。雖然章學誠晚年追認自己是陸王后學，但他實質上已超越了理學之藩籬。其論朱陸異同并不是從本體論的視角，就心、性、理、氣等命題展開討論；而是從知識論的立場，探究性情、風氣、識裁三者在這一問題中的地位與價值。這無疑具有濃厚的智識主義特征，也是他在朱陸異同論上所以超邁前人的關鍵原因。
注釋：
①錢穆認為引文中“祖父”應指章學誠父親，本文采納他的觀點。詳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51頁。
②山口久和指出，章學誠《浙東學術》篇中所斷言的著名命題“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實際上是高明與沉潛這兩種知識活動類型的個體表現。見山口久和：《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1頁。
③章學誠曾評價說：“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后代不能出其規范；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于史裁，終為不朽之業矣。”見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76頁。
④“裁定以心”在啖助新《春秋》學有明確指意，其依據一在安社稷，二在從眾心愿，由此二者又互為表里。見何?。骸稓v史表象的背后——啖助新<春秋>學的意識指向及其張力》，《哲學研究》，2020(1)：57-65。
參考文獻：
[1]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M].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2]錢穆.中國史學名著[M].北京：三聯書店，2000.
[3]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M].北京：三聯書店，2012.
[4]山口久和.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為中心[M].王標，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章學誠.章學誠遺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錢穆先生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7]凌廷堪.凌廷堪全集：三[M].紀健生，校點.合肥：黃山書社，2009.
[8]陳祖武.中國學案史[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9]黃宗羲.宋元學案[M]//黃宗羲全集：第8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0]全祖望.全祖望集匯校集注[M].朱鑄禹，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