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學派與明清儒學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發表時間：2022-12-05 17:05:59 作者： 來源：
“東林學派與明清儒學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一、開幕致辭
2022年12月3日上午8:30，由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哲學系主辦的“東林學派與明清儒學學術研討會”在騰訊會議線上開幕。本次會議開幕式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丁四新教授主持，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教授、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唐文明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朱鴻林教授、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吳震教授作為嘉賓致辭。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教授回顧了學術史上對東林學派研究的特點及不足，他指出，東林學派重建理學正統的努力引領了對王學批判的潮流和中晚明的思想轉折，抓住了陽明學的核心思想議題并關聯了明末的三教思想關系的發展，促成了王學學者和反王學學者的深度論辯，這些對明代后期心性哲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東林學還有很多具體的方面和細節需要我們再加以深入的研究。
清華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唐文明教授提出自宋代理學形成以后，理學不僅改變了儒學的形態而且重塑了中國士大夫的官僚政治文化，東林學派因其參與政治活動持久，并形成了較大的思想及政治影響力，因此可以作為一個典范性案例來分析理學主導下的士大夫官僚政治。唐老師還提出在當代儒學復興、書院復興的時代要求下，東林書院強烈的政治色彩也有助于我們理解儒家教化思想，甚至是廣義上的中國社會的政教關系問題。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講座教授朱鴻林老師提示我們要注意中晚明思想的復雜和精微，尤其提醒我們要注意一些大的問題，譬如顧憲成、高攀龍及其學派存在時的政治與社會、乃至一般士人的知識與情感世界，朱子學、陽明學、蕺山學和東林學的統一與分歧。朱教授還指出東林學術在當時吸引了不少仁人志士，但卻救不了明朝的衰敗和滅亡，也并沒有實際引領清初的政教關系，其中的原因也值得學者繼續探索。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吳震教授強調東林學派與江右王學的關系是晚明思想研究中的重要議題，尤其東林學派以朱子學為宗，對左派王學有激烈的批判，卻又對江右王門的修正派王學有理論高度上的肯定，是否意味著東林黨人的思想是在心學的延長線上推衍發展的？以及東林黨人強烈的現實關懷是否也影響了清初經世致用學風的轉變？都需要研究者從理論和現實兩個維度來對晚明思想作出整體的考察。
二、主題演講
在會議的主題發言環節，北京大學張學智教授、復旦大學何俊教授、臺灣“中研院”文哲所鐘彩鈞教授、中央黨校喬清舉教授分別發言。
北京大學張學智教授報告的題目是《高攀龍的格物知本之學》，他認為高攀龍有糾正王學的愿望，所以特別表彰程頤、朱子的格物致知。高攀龍認為在物上可以見出心,在心中可以見出萬物，并以這樣的心物關系為格物論的基礎，此外高攀龍還指出理與心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是相通的，在工夫層面高攀龍反對重悟不重修，特別提掇“敬”字為功夫首務。
復旦大學何俊教授報告的題目是《論東林對陽明學的糾彈》，他認為晚明陽明學與禪學合流，學術思想與社會意識發生迷離與衰頹，致使學者們在思想上進行糾彈，其代表是東林學者。比如顧憲成指出陽明學造成了“空”和“混”的問題，返歸朱學之格物窮理是唯一的出路，而目標是要使學術能整肅人心、開物成務。但是東林學者沒有親自來推進，而只是扭轉了風氣，拓寬了論域。
臺灣“中研院”文哲所鐘彩鈞教授報告的題目是《東林前驅薛應旂》，他認為薛應旂的哲學思想在朱子、陽明之間，繼承朱子知行、博約，但沒有明顯的理氣二元說，而是回歸戒慎功夫；欣賞陽明心學指直本原，卻批判陽明后學當下為善、脫略工夫。同時薛應旂還強調士人要有通天下之志，努力為社會建立軌范、暢遂民生。而這種建立規范的要求和當時社會轉型時的價值流失問題相關。
中央黨校喬清舉教授報告的題目是《湛若水生態哲學思想研究》，他認為甘泉的生態哲學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系統化和深化，包括“生生，天地之仁”的生態本體論、“人心即天地之心”的生態德性論、“體物不遺”與“參贊化育”的生態功夫論和“萬物同體”的生態境界論。他指出研究甘泉生態哲學不僅有利于深入認識中國哲學，也有助于當代中國和世界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
三、第一分會場上午
主題發言過后，“東林學派與明清儒學學術研討會”第一分會場于10點50準時在騰訊會議召開，本次會議的主題為“高攀龍‘格物’論及其《大學》詮釋”，由圣凱老師主持，陳暢老師評議。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許家星老師從經典再詮和思想創造兩個方面分析了高攀龍的《大學》學。高攀龍十分熟悉歷代《大學》文本，且其《大學》學與朱子、陽明、李材皆不同，高攀龍認為“知本”為《大學》主旨，這一對經典的再詮正是高攀龍的思想創造之處。最后，許家星老師認為，以經典詮釋表達思想創造正是高攀龍《大學》學的特點所在。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孫寶山老師的發言題目是《黃宗羲對東林的繼承和發展》。孫老師指出東林是由講學議政而形成的政治派別，具有學術派別和政治派別雙重屬性。黃宗羲的生涯也具有這樣的兩重性質，他從事社會活動時正直明末結社的高潮，其繼承了東林以講學而議政這一實踐精神。同時，黃宗羲將東林的清議活動提升為制度化的政治力量，并且通過對東林與陽明的心性思想的統合，建立起了新的心學體系，所以黃宗羲也是東林政治思想的發展者。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高海波老師通過《戊午吟》對高攀龍格物說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從文本角度來看，高攀龍不接受朱子改本，認為《大學》格致不缺傳，同時認為《大學》不分經傳。高攀龍在詮釋格物時，強調反求諸己、反躬、反身，同時強調內向的反省，即便外向的格物窮理，也要引向身心的修養上，這一反身格物說，受到了楊時“萬物皆備”思想的影響，同時李見羅“修身為本”之學對高攀龍“知本工夫”起到了印證作用。高海波老師認為高攀龍的格物說融合了程朱理學、陸王心學、道南學派的理論及工夫，具有融合心學與理學的特點，就其心物觀與心理觀看，則更近心學一脈，若更進一步分判，高攀龍之學與甘泉一系更為接近。
天津社會科學院倫理學研究所李卓老師從“格物與格竹”入手，討論了高攀龍對朱子格物理論的辯護與發展。朱子的格物論主張“一草一木皆須格”，表面有“向外求理”的“姿態”，并啟逐物不返的可能。這在經典詮釋、理論思辨與工夫實踐上，都引發了一定的誤解、質疑和批評。在東林學人高攀龍與顧憲成的辯論中，對“一草一木是否所當格”的問題有較為深入的探討。高攀龍積極為朱子辯護，他的論說既能緊扣朱子文本，闡釋朱子原意，又有順朱子哲學體系的邏輯可能，進一步推進，此外他還在吸收陽明學的基礎上，做出的新的哲學詮釋，故有相當的理論價值。
陜西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李敬峰老師指出高攀龍對《大學》的詮釋在晚明清初思想史中的具有值得關注的地位。由《大學》而入回應“朱、王之爭”是中晚明以來學者共享的學術方式。作為晚明東林學派的集大成者，高攀龍同樣借助對《大學》的詮釋介入到晚明的“朱、王之爭”中，他以“尊奉崔銑改本《大學》”、“辯難陽明”以及“推闡朱子”的學術取向，開辟出根柢朱子、譴取陽明的回應模式，這深刻影響了明清之際的學術和學風，表現出晚明“朱、王之爭”已由王學獨盛向朱子學復興轉進，為朱子學在清初的復興起到了先導之功。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哲學系鄭澤綿老師從意的三重障分析了明代理學的“誠意關”難題。鄭老師將此三重障蔽概括為“私意”“任意”與“刻意”，并梳理了明儒如何在解決其中一“意”時又深陷另一“意”的困境。其中“私意”對應了自欺和朱子對陸九淵學派的批評；“任意”是楊簡的不起意、禪宗的隨緣任運無修或者是泰州學派的自然、現成有“任意”的危險；“刻意”則是對楊簡和陽明后學的矯枉過正。最后鄭老師也對比了陽明、東林學派與劉宗周之間的區別。他認為，東林學派和劉宗周，提升了“意”，但削弱了王陽明良知面向經驗的開放性。
四、第二分會場上午
與第一分會場相同，“東林學派與明清儒學學術研討會”第二分會場于10點50準時在騰訊會議召開，本次會議的主題為“明清易學”，由王碩老師主持，翟奎鳳老師評議。
同濟大學哲學系谷繼明老師分別從經學史的脈絡、易學史的脈絡和明清哲學的脈絡上，對郝敬的易學思想做了簡要的介紹。在經學史上，郝敬《九經解》以《易》為首，反對朱子“三圣分觀”和邵雍先天之學。在易學史上，則同時對漢儒象數之學和王弼掃象之學提出了批評。明清哲學上，則順應當時氣學潮流，特別提出了“炁”為元陽之說。
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張亦辰老師則對管志道“乾元性體”思想進行了詳細的解說，特別討論了“乾元”如何可以與“性體”相通的問題，然后通過將“乾元性體”說與經典本義、與理學大旨加以比較，對管志道思想特點進行了深入的挖掘，最終歸于性體之無與善惡之分的討論當中，且引入了顧憲成的批評。
延安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的韓盟老師則對高攀龍《周易易簡說》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說，將高攀龍的注易原則總結為以孔子《易傳》為宗、易簡注易、以主爻為中心，強調易簡義，是心易合一、人天合一、體用合一的心學易。最后，將《周易易簡說》的思想歸結為“生生”的本體論思想、“易即人心”的認識論思想、“易即體即用”的體用論思想和以注易繼承“圣人之道”的哲人情懷。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張昭煒老師的發言圍繞明清之際思想家方以智對于中國儒學人性論的統合與發展而展開。張老師指出方以智正視惡，以“正”“余”論為基礎，將《周易》的飛伏引入人性論的做法，使得性善與性惡可在源處、流中、貫處統合。“無善惡”與“有善惡”交輪，從而有效救治重視超越之“無”的龍溪學流弊，并且重新賦予性善論以新意。通過善的統攝與反統，惡既受到善的統攝，“無善惡”亦受到惡的反統，從而在正視惡時，更有利于防范性惡論的風險。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胡海忠老師，以“船山易學中的彖爻關系”為題進行發言，胡老師指出船山易學的特點在于：基于“《易》之全體在象”的思想前提，提出彖爻一致、爻不悖彖等命題，認為各爻是在彖之統攝下互為條件、相互作用的整體，爻對于象、二體而言更基礎、更根源，從而凸顯六爻的意義。胡老師又通過PPT分別從《易》之全體在象、“象在爻后”、二體的降格、爻與氣順等方面進行了詳細地闡發。
上海古籍出版社劉海濱老師發言的主題為“略論儒門工夫的演變”。劉老師主張從身心修養工夫的角度重看經典，重新審視儒學發展的歷程及三教的關系。劉老師將從孔子時代到宋明儒學的工夫變化概括為從渾融到精微，前者是孔子時代的特點，后者是宋明理學的特點。劉老師指出，宋明理學弱化了情感和天人感應，明末清初時，儒家的主流有所回溯，由于純任心性的弊端顯露，出現從理學到禮學的傾向，儒學又有重新外轉的過程。今天研究新儒家，回到工夫的視角很重要。
五、第一分會場下午（1）
“東林學派與明清儒學學術研討會”第一分會場下午第1場會議于14點在騰訊會議召開。本次會議的主題為“東林學派與陽明學”，由高思達老師主持，孫寶山老師評議。
中山大學哲學系張衛紅老師從創作背景及影響出發，介紹了陽明歌法的基本理論與基本唱法，解釋了何為九聲、四氣，指出這種唱法是以九種聲調節奏與春夏秋冬的四季運作特點相應和，以此調適氣機，涵養性情。張老師又對《詠良知四首示諸生》的歌法表予以解釋。最后以楊鑫等人唱《韓樂吾詩》、《詠良知四首示諸生》為例更為直觀地向大家展示了陽明歌法的特色。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翟奎鳳老師著重梳理了《此日不再得》相關的和詩，表明其中所體現的儒家的惜時勵學精神。翟老師指出楊時所作的《此日不再得示同學》在宋元明清時期流傳很廣，文章先是討論了此詩寫作于何時，介紹了此詩的內涵，之后對明代陳白沙的和詩以及列舉了明代諸如來知德、劉宗周等人的《此日不再得》的和詩進行了解讀，分析了東林學院與龜山此詩之關聯，梳理了清代相關的和詩，最后論述了龜山此詩及其和詩流行的意義及所體現的“學道”的宗旨。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傅錫洪老師對于即用是體進行了闡釋，進而對良知即用是體加以論述，之后對于良知這個作用表現何以能夠成為本體加以解讀，指出不能直接說良知是本體，強調不能忽視良知即作用這一層面。之后對于良知即作用是體的展開與回響進行了詳細地闡釋。最后又解釋了這篇論文與此次會議的關聯。
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哲學系程海霞老師承其師張學智先生“大良知”的概念，從江右二傳弟子王塘南的孟子觀中加以探索承續“大良知”而來的良知學的走向。論文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以心證仁’與良知學的‘展開’”，指出良知學由隱而顯之過程，實是陽明心學產生與發生之過程。第二個部分集中討論“‘以良知別情識’與良知學的‘轉折’”這一內容，指出對于情作情識與良知的區分體現了良知學的轉向。第三個部分論述了“以‘外’證‘內外中道之體’與良知學的‘調適’”。最后闡述了基于“大良知”中晚明王門的三個具體特征。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朱雷老師的論文聚焦陽明和甘泉關于格物的辯論，亦即對二人的解釋做一個辨析。朱老師認為陽明和甘泉二人對心外無物的具體理解是不同，并對此進行闡釋，指出甘泉對此的理解是一種質直簡單的理解，并對于二人的說法加以詳細地辨析，最后得出甘泉“隨處體認天理”是無根功夫的結論。
湖北大學哲學學院姚才剛老師講述其文分四個部分。一是“反對空談良知，主張‘學必由格物而入’”，二是駁斥“無善無惡”說，重申性善論，第三部分論述了“反對輕視修養工夫的傾向，主張‘悟’‘修’并重”，第四部分論述高攀龍對于王學末流“三教合一”論予以批駁，嚴辯儒、佛之異。之后姚老師指出高攀龍的思想基調是崇奉程朱理學而貶抑陸王心學，同時強調他并未將程朱與陸王完全對立，對程朱、陸王兩派的學說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折衷與調和。最后姚老師闡述了高攀龍對陽明心學批駁、修正的意義，也指出高攀龍對于王學的批評亦有不盡合理之處。
上饒師范學院朱子學研究所呂銘崴老師首先指出其文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討論高攀龍的思想型態，二是通過分析高攀龍對陽明良知概念的闡述進而討論他與王陽明思想型態之間的距離以及高攀龍自己的思想型態歸屬的問題。呂老師指出本文以良知為角度切入是因為良知是陽明思想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隨后就黃梨洲對高景逸思想型態的分判、高攀龍對于陽明良知概念的詮釋以及格物的理解等內容予以闡釋，指出景逸對陽明良知問題的回應并不中肯，反倒使得朱子的格物說在他這里得到了持續的發展與深化。
六、第一分會場下午（2）
“東林學派與明清儒學學術研討會”第一分會場下午第2場于16:05準時在騰訊會議召開。本次會議的主題為“高攀龍的思想及著述”，由袁艾老師主持，方旭東老師評議。
上海大學文學院尹楚兵老師介紹了收藏在無錫博物院的《高攀龍書信錄真跡》和上海博物館的《明代高攀龍行書手札冊》兩份珍貴文獻，并對其主要內容和收藏過程作出了詳細說明。兩份文獻中一些書信不見于《高子遺書》《高子未刻稿》《高子遺書未刻稿》等高氏別集，系首次披露，這對《高攀龍全書》的修訂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廈門大學哲學系申祖勝老師通過對《正蒙集注》的梳理來重構高攀龍的學思脈絡。申老師指出，高攀龍和張載一樣，都表現出“高看”此氣的傾向。高攀龍承繼了張載以一氣貫穿形而上下的思想，認為理氣雖有分但又本非二，是一種“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此說有別于朱子之析理、氣為二相對立的結構形態，高攀龍著重構建理氣關系的統一性，他的思想或可視為“氣本論”。
上饒師范學院政治與法律學院黃曉榮老師通過解讀《困學記》四個“實信”來考察高攀龍思想的來龍去脈。四個“實信”指實信孟子“性善”之旨、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大學》“知本”之旨和“中庸”之旨。黃老師指出第三個“實信”最終指向“知性”“復性”“盡性”之工夫，其他三個“實信”最后皆指向“性”之本體，這為高攀了晚年在本體與工夫兩方面提出一系列性學命題從而建構出完整的性學思想體系奠定了思想基礎。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劉昊老師細致入微地分析了吳桂森編纂《真儒一脈》、陳龍正編纂《高子遺書》時對高氏手定的《就正錄》的刪減情況，以說明他們如何將高攀龍塑造為會通朱王而總體以朱子為宗的理學形象。劉老師指出經由這種刪定而形成的《高子遺書》已經影響了后人對高攀龍思想的定位判斷，這表明理學史或哲學史研究需注意文本本身的意圖與編輯策略。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黃友灝老師利用《高子遺書》《高子未刻稿》和《高子遺書未刻稿》等文獻，將高攀龍的朋黨論說置于各時期朝廷局勢和高攀龍自身處境中進行探討，來揭示高氏朋黨論說的特色與演變脈絡。黃老師指出，高攀龍朋黨論說都是因應時勢局勢而提出的，并隨著時局變遷而改變。這既可以作為考察被視為“東林黨人”的晚明士人如何因應時局變遷而提出不同朋黨論說的生動案例，同時也是南宋已降儒學與“朋黨”再度激烈碰撞而擦出新的思想火花的絕佳呈現。
無錫職業技術學院閻秀芝老師從心與理的關系入手討論了高攀龍的本體論。閻老師指出，高攀龍繼承朱熹傳統依然把理作為超越的絕對本體，但卻著重強調“理”要落實在人的主體性上，突出了“性”的意義。在“心”的問題上，高攀龍以仁說心，目的在于由心入性、以性束心，他的學說的著眼點不落在外在超越的天理上，而是落實在性上。高攀龍正是以性作為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連接的中介，來實現心與理為一。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楊小婷老師在多元文化交涉視域下，對關于明熹宗天啟四年長興甲子元日之變的三種敘事路徑進行了對比考察，并借此窺視晚明天啟年間的多番力量間的隱密的角斗。楊老師指出，高攀龍在此案背景下寫作的《祭長興令石云岫》的用意是想借甲子元日之變，樹立石有恒的忠義之士的形象，達成挽救士風之期待，以擴大東林黨的力量。而該案的社會背景又涉及多種宗教的博弈關系，其相互間的斗爭又具有了文明沖突的性質。
七、第二分會場下午（1）
“東林學派與明清儒學學術研討會”第二分會場下午第1場于14:00準時在騰訊會議召開。本次會議的主題為“明清之際的東林學術”，由李震老師主持，李可心老師評議。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陳暢老師做了題為“東林學派的‘新心學’建構——論明清之際哲學轉向的一個新視角”的報告，借助黃宗羲《明儒學案》的指引，從理氣論、心性論和工夫論等角度，揭明東林學派思想發展的三個階段，及其哲學成就和蘊涵的明清之際哲學轉向的內在機制。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孫欽香老師題為“明代理學‘惟顧涇陽先生’與‘辱大臣即辱國’”的報告，借助王船山對顧憲成、高攀龍等東林學派主要人物的學術評價和政治評價，對船山明代理學除薛瑄以外“惟顧涇陽先生”、顧高“已自有不同者”、“辱大臣即辱國”和“近者東林諸君子之力爭福邸自出于不容已”等四個命題予以闡釋，恰與陳暢老師的報告形成對照。
杭州師范大學哲學系張天杰老師以“靜坐工夫背后的朱王之爭——從清儒陸隴其的立場來看高攀龍的靜坐之法”為題，指出高攀龍兼取朱王之長，而以靜坐為常用方法，并主張以敬主靜，陸隴其則從“近于陽明”“近乎雜禪”“異乎朱子”三個層面對高攀龍的靜坐之法提出質疑。
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孟少杰老師做了題為“朱子‘中和新說’與陽明‘四句教’的思想交融——以陸隴其和秦云爽的爭論為中心”的報告，指出朱子的“中和新說”和陽明的“四句教”作為二人的思想大旨，在后世并沒有成為二家相互攻擊的武器，反而相互交融。而清前期的秦云爽和陸隴其對此問題的辨析和爭論，對于我們理解朱子“中和新說”和陽明“四句教”的思想交融，則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黃湛老師做了題為“是仲明與錫山會講——兼論康乾之際的學風轉移”的報告，指出是仲明作為東林后學群體后期的領袖，其早年參與的錫山會講，以及種種學術交游和書院講學方面的經歷，是考察康乾之際學術思想轉變極具代表性的案例。他與戴震的論學，也是清中期學風轉移過程中，新興考據學與傳統理學對峙碰撞的縮影。
清華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梁誠做了題為“高攀龍的復性主靜說——從知本談起”的報告，指出高攀龍學宗程朱，其學以修身為本，以格物為先，以靜為主，以踐行為用，以復性為歸，強調悟修并重的工夫路徑，構建了復性主靜的基本學說。
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李琦做了題為“東林學派佛教觀初探——以東林學派對韓愈‘近佛說’的新見為中心”的報告，指出東林學派對于韓愈辟佛的觀點與明代其他理學家有所不同，而是形成了一種體用并重為核心的辟佛論，其批判佛學的重要目的在于批判王學末流，整體呈現出對佛教包容的態度。
八、第二分會場下午（2）
“東林學派與明清儒學學術研討會”第二分會場下午第2場于16:05準時在騰訊會議召開。本次會議的主題為“明代哲學專題”，由鄭博思老師主持，張天杰老師評議。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哲學與科學系張星老師以“本體功夫與存在境界——從羅近溪、高攀龍看儒家的宗教意識”為題，首先考察了陽明后學羅近溪的宗教體驗，以及良知信仰與本體功夫、存在境界的內在關聯，并通過與高攀龍的對比，揭示中晚明儒學宗教化的共同特征與內部差異。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崔翔老師討論了劉蕺山獨體論之“無”的面相，揭明“心無本體”說內在脈絡和義理，即任何心靈都是自知之獨體，因而有自身之體知，即“獨知”。獨體并非一種抽象同一普遍性的本體，而是一種虛位；“無”的面相構成了蕺山“獨體”之內在力量。
金陵科技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扈繼增老師以“生死困境與超越進路——論劉宗周的生死觀”為題，從個體生命的有限與無限，超越生死的進路，以及勘破生死之后的生存狀態三個方面闡釋了劉宗周關于生死的討論。要言之，德性價值讓個體生命獲得永恒，破除一己之私則是超越生死的法門，一旦勘破生死，則進入與理合一的本真生存狀態。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廖璨璨老師“至善統善惡：方以智與晚明無善無惡之辨”一文指出，方以智通過“至善統善惡”為陽明“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之命題辯護，并將其置于“絕對”與“對待”的關系之中，乃遠承朱熹與胡宏的爭論而有所發展。方以智正是通過對“至善”的強調，來糾正陽明后學走空蹈虛之流弊，并開啟推崇實學的工夫論指向。
江南大學人文學院包佳道老師以“指事明道：面向生活世界的儒家說理方式”為題，從說理之目的，具體方法，言說特點，以及當代啟示等四個方面，對儒家指事明道作了系統的考察。要言之，切實指事、事上見道乃其目的，隨機應變、能近取譬乃其方法，情境性、切實性、委婉性為其言說特點。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趙金剛老師以“何心隱‘友倫’詮釋的哲學維度及其現代意義”為題，探討何心隱對朋友一倫的詮釋。何心隱抬升友倫的地位，并認為經由此成立“孔氏家”可以促進五倫的整體實現，這一論述不僅具有實踐意義，并且背后有萬物一體的形上學向度。這一思想通過萬物一體的哲學前提，為陌生人之間交往的“再倫理化”提供可能。
中山大學哲學系賴區平老師做了題為“儒學的身體轉向及其文明史意義——重思晚明儒學中的泰州學派”的報告，指出儒學在晚明發生了一次“身體轉向”，即從以心為本轉到以身為本，是一種結構上的變革。以此重思泰州學派，可以凸顯其在儒學史上的獨特意義，以及在現代性敘事中的文明史意義。從以身為本的感應論中，或可發現關于人類社會現代性進程的儒學方案。
九、閉幕式
會議的最終環節閉幕式為天津社會科學院倫理學研究所、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訪問學者李卓老師，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高海波老師做會議總結。李卓老師分別從東林學派的整體研究、東林學派的個案研究以及東林學派的文獻整理三個方面進行歸納，指出目前對東林學派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但很多具體方面和細節仍有待深入開展，這需要我們在細致閱讀文本的基礎上，精準客觀地闡釋東林思想的豐富內涵，為推進東林學派的深入研究共同努力。高海波把本次會議集中歸納為四個部分，分別是“有”和“無”的范疇討論（包括道德存在的關系問題，生與死的存在問題、三教問題等），功夫論的討論（包括朱子學與陽明學的本體與功夫之辨、詩教問題、身心關系等），中晚明易學問題討論以及政教和經史問題的討論，指出中晚明學術內容十分復雜并且多元，各種思想交織在一起，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從不同角度切入來展現其中的多維面向，為今后的研究提供參考。最后，高海波老師與李卓老師共同感謝各位朋友在百忙之中參加今日的線上會議，也期待能與大家共同商議下一輪的議題。本次會議圓滿結束。
（整理者：葉樂揚 記錄者：王安琪、孔維鑫、劉鎏、何明陽、劉大釗、安鵬、王天煜、王慧聰、李昕、高思達）
